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袁树勋 汪衡 长沙报道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千百年来，阅读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成长、族群发展、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近日，国务院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就全民阅读进行专门立法。此举意义何在？背后有哪些经历？记者采访相关专家作了解读。

【全民阅读立法，磨砺12年终落地】

据《光明日报》报道，2013年全国两会，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以政协委员身份参会。他提交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这份提案，邬书林是第一提案人，另有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等四名委员联署，葛剑雄、白岩松、王安忆等115名委员联合签名，涉及新闻出版、文艺、社科、经济、教育等多个界别，是当年全国两会上最受关注的提案之一。

面对媒体镜头，委员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全民阅读立法之必要性。

比如“民族竞争论”，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但国人阅读有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需要国家战略进行引导。

再如“立法保障论”，全民阅读的推进缺乏法律保障和长效机制，必须通过立法将其纳入政府考核，并提供财政支持。

还有“国际借鉴论”，立法推动全民阅读是“世界潮流”，美、日、韩、俄等国都有相关举措……

当年8月新华社报道称，全民阅读立法列入了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

但在之后的10多年里，这部条例迟迟未能出台。

▲汝城县南洞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在图书阅览室阅读童书。

其中波折，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有过长期关注。他认为，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全民阅读横跨文化、教育、出版、科技、财政等多个领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益与产业之间的边界划分，协调成本极高。如何既强调公共性，又不干预市场活力，是长期争论的焦点。

其次，立法过程中对“是否需要专门立法”“采取法律还是行政法规”“是否设置强制性条款”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这使得立法思路经历了多轮调整，从最初的设想性文本，逐步走向现实可行的行政法规。

第三，也与阅读环境本身的快速变化有关。数字阅读、平台化阅读在过去十年发展迅猛，立法必须不断回应新形态，避免出台后迅速“过时”。

▲读者在乐之书店长沙一中店阅读。（唐琳/摄）

“这十余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次社会共识不断积累、制度理性不断成熟的过程。”郭英剑说，“如今《条例》出台，说明条件已经相对成熟。”

【让阅读成为“稳定的公共事务”】

《条例》颁布，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新华社在评论中说，这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文章还说，“阅读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

邬书林如今是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在《条例》全文公布的当天，他发表文章说，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此次《条例》出台，标志着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各方责任，为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祁阳市观音滩镇沿沽村“新风”书屋，当地村民在阅读书籍。

“《条例》第一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系统确认了全民阅读的国家公共政策属性。”郭英剑认为，其中要点主要是三方面：

首先，条例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全民阅读的公共性与长期性。例如，将全民阅读纳入政府职责体系。这一点非常关键，意味着阅读不再只是倡议性口号，而是稳定的公共事务。

其次，《条例》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系统性思维。从家庭阅读、学校阅读、公共图书馆服务，到特殊群体阅读保障、数字阅读发展等，基本覆盖了阅读生态的主要环节，避免了过去“碎片化推进”的弊端。

第三，条例对保障机制已有明确表达，如经费支持、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共享等。虽然表述较为原则，但为后续政策细化和地方实施留下了制度接口。

▲读者在沙洲农家书屋看书。

郭英剑总结，立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确立了阅读的公共价值共识。一旦进入法律文本，阅读就不再随政策周期起伏，而成为跨政府周期的公共承诺。

“判断全民阅读立法的效果，不能看短期数据波动，而要看它是否改变了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郭英剑说，“从这一点看，立法或许是‘慢变量’，但不可或缺”。

【“办活动、建空间”向优质内容供给升级】

《条例》共6章45条，内容覆盖全民阅读推广、全民阅读服务、全民阅读保障等，其中明确规定，每年4月第四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

湖南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刘新民认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不仅为全民阅读搭建起了一座固定的“精神桥梁”，还能让广大市民静下心来，沉浸于阅读世界。

刘新民说，对于出版社而言，这更是一剂推动转型升级的“良方”。全民阅读活动周和《条例》内容将驱动出版社沉下心来，精心打磨图书内容，生产出结构化、系统化的优质图书。这些图书不再是零散知识的堆砌，而是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智慧结晶，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阅读体验。

“我感受最深的是《条例》第九条，关于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加大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供给。”出版人杂志社社长、中南出版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白静说，过去谈全民阅读，社会往往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办活动、建空间”上，但真正决定阅读能否成为日常的重要因素，是优质内容供给与稳定的价值筛选机制。

▲4月19日，2025“书香湖南”全民阅读活动启动式现场，书香市集人气火爆。

白静认为，阅读推广不是单向地“把读者拉进来”，更是供给侧“把好书推出去”。只有内容上多下功夫，多出精品好书，才能为全民阅读带来持续不断的“源头活水”。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产业研究院院长刘丽梅则对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感受最深刻。

“它既回应了全民阅读习惯向数字化迁移的现实需求，又保留了传统阅读的文化深度。”刘丽梅介绍，目前湖南出版集团正在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这条规定为出版企业指明了从传统内容提供商向阅读服务运营商转型的战略方向。同时，也为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点。

《条例》对书香校园建设作了具体规定。长沙市实验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理认为，“书香校园”不仅是促进学生阅读，更是构建“全员阅读”生态，“比如教师首先要做好读书人，才有能力引领好学生阅读”。

为了推广全民阅读，长沙市实验小学计划增设家校共育阅读课程，让家庭成为学校阅读课程的延伸阵地。

▲双峰县芙蓉学校学生在新建设的图书馆里阅读。（图源：湖南省教育厅网站）

全民阅读不仅是政府、学校、出版机构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条例》就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促进全民阅读作了多处规定。

比如第二十一条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包括全民阅读设施，为居民提供阅读服务。

白静说：“当阅读设施进入社区配套的那一刻起，阅读就不仅停留在‘自愿的文化消费’，而将成为一种可以被持续供给的公共服务。”

▲2025中国文学盛典·湖南文学周暨第四届岳麓书会现场人流如织。

《条例》还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实体书店发展，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

百花齐放的民营书店，是实体书店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书店普遍运营比较艰难，细究其运营成本，租金成本往往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如果能把一些政府所有的闲置物业场所盘活、改造为书店，再引入专业的民营书店团队负责运营，对民营书店行业发展会有很大帮助。”长沙德思勤24小时书店一名负责人说。

▲长沙德思勤24小时书店。

当然，《条例》不仅是法律上的意义，它还向全社会发出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号召。

具体到湖南，近年来，省里将“全民阅读”视为提升民众素养、传承湖湘文化、打造文化强省的关键举措之一。从“三湘读书月”到“书香湖南”全民阅读活动，从岳麓书会到数字农家书屋，各式各样的阅读活动在湖湘大地上不断兴起。

从书香湖南到书香中国，当阅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当书香弥漫在城乡每个角落，每个公民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盈，整个民族的创新活力将有力迸发。

正如郭英剑所说，“这部《条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可持续推进的制度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