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学期，对于中小学校来说，头等大事是落实“双减”工作。自7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双减”政策，人们怀着热切期盼的心理，希望政策能够切实落地，真正让教育回归本源，真正解决“剧场效应” “超前教育”“抢跑文化”，真正让教育焦虑得到根本上缓解，构建起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这说明，“双减”政策击中的是社会的沉疴积弊，是老百姓的痛点。当然，人们在期盼的同时，也有疑虑和观望。为此，湖南教育新闻网编辑部推出聚焦“双减”大型系列观察，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政策，解答人们有关疑问，助推“双减”落地。

聚焦“双减”系列观察之七

“双减”之策：需冷热皆思

湖南教育新闻网 记者 李薇薇

从今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到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五项管理”督导的通知》（五项管理：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再到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密集出台的政策，无不在传递信号：国家对广大中小学生减负、让课外培训“退烧”的决心和力度。

这让广大家长十分振奋，“鸡”娃之路终于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家长心有疑虑，会不会“穿上新鞋走上老路”？那么，到底家长该有怎样的思考？又该如何回应家长的疑虑？

冷思考：家长在认识上要理性

对于广大家长来说，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似乎已经是成为“习惯”的教育模式。日前，新京报教育新闻针对中小学生家长发起的专项调查显示，98%的受访家长都或多或少地给孩子报了课外培训机构，其中83.82%的家长选择了学科类培训。

“双减”出台后，家长需要冷静思考一下过去“惯性”，在认识上进行纠偏。

首先，家长需要理性认识校外培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最终进入社会工作，这是众多家长认可的成长轨迹，孩子们都会被放到同一条赛道竞争，但是就好像五根指头有长短，每个人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等是有差异的。即便是进入同一所学校，学习同样的知识，学生之间还是会有差别。

在这样一种认知背景下，许多家长对差异会产生天然的焦虑。原本正常的竞争环境下，这种焦虑达不到危害的程度，但有些校外培训机构加剧了焦虑程度。一些培训机构宣传，只要在正常的课堂学习以外，在练习上加码，就能达到所谓的“勤能补拙”。

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例如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内容较为简单，大量重复练习可以与学霸“拉近差距”，造成了“多练即可成功”的错觉，从而吸引了大量家长加入到这一行列，并由剧场效应将其放大。

随着年级的上升，知识密度和难度也随之增加，要想继续维持靠大量重复练习一路保持高分，那么学科的练习量需要成倍增大，产生超负荷的学业负担，并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刘坚教授、刘红云教授团队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在小学，有22.2%的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小时以上的校外补课，而在初中学段，这一比例上升至32.8%，甚至在部分区县，每周校外补课6个小时以上学生的比例超过35%。

校外补课的时间越多，留给学生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就越少，牺牲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换取考试高分，是“带血的分数”。教育部门对多次提出减负，禁止学校补课，但校外培训的补课依然肆意做加法，甚至到了“高烧不退”的地步，这一加一减，减负效果可想而知。

据统计，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它的逐利性就决定了它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因而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就是它的生意经，它需要创造盈利，要对它的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儿童和家长负责。这不仅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再回过头来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针对的正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规范的正是毫无底线捆绑学生的培训机构，“双减”不是躺平，而是让教育回归教育，将正常的休息和生活还给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掰正走歪的路，掐灭燃起的危险火苗。

其次，家长需要正确认识义务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许多培训机构鼓吹的概念，而义务教育俨然已经成为家长眼中竞争的起跑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写道“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这一条为义务教育定下了基调——义务教育不是选拔性的培优教育，而是普及性的全民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与2010年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这一改变，义务教育的实施功不可没。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带来的效果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保持了国家竞争力。

义务教育阶段是人一生健康成长的关键阶段，是为了人全面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权利，是保障性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残酷的竞争性和淘汰性，短视化、功利化显然严重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初衷。为了“赢”在“起跑线”，许多教育培训机构开始超常超前培训，“抢跑”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今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起话题“你遇到过哪些校外培训乱象？”截至22日23时，3万名网友参与调查。在调查中，夸大宣传和虚假广告、用营销话术制造焦虑、教学内容超前超标是网友遭遇最多的校外培训乱象。“起跑线”的概念甚至已经下沉到学前教育——打着幼小衔接、思维培训的幌子，给一群幼儿园孩子上着小学课程。

“抢跑”固然能带来一时的领先，可对孩子的学习成长也造成了无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学生在培训机构实现了初学，而学校的正规教育变成了“复习”，容易助长学生浮躁的心理，久而久之，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逐渐丧失，对校外培训形成依赖性。为了维持孩子“领先”的暂时局面，家长只能加码“抢跑”——“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你不来培训，我就培训你的对手！”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在鼓动与吹嘘中都成为了弯道超车的好机会，校外培训机构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成倍放大了家长的群体焦虑。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义务教育的普及将教育资源分配变得相对公平，一个人只要接受了义务教育，那么他就具备了竞争的基本条件，有了上升的可能。可以说，义务教育在推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通上起到了极大作用。而当校外培训机构被资本控制，其逐利性就决定了，掌握资源的人、有经济能力的阶层，有条件通过校外辅导筑起护城河，底层的人越来越难通过教育成为上升的通道，“寒门出贵子”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这显然违背了国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的初衷。

再次，家长需要清晰认识职业教育。家长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职教恐慌”，认为普高教育才是中等教育的“正源”，害怕孩子因分数不理想被迫分流进职业教育，因此打着“中考”旗号的校外培训异常火爆。根据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约为57.7%，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占高中阶段全体学生的40%。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明确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截至今年1月，已分批建设了27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职业教育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应该看到，职业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是克服单一的升学教育、应试教育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符合人的多元化发展需求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从事学术型、研究型工作的，相反，绝大多数应该成为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同样，社会也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选择职业教育不应该低人一等，不是在初中毕业后被分数分流的结果，更不应该是被淘汰学生的被迫选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热回应：正视家长焦虑，积极回应需求

家长的焦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教育现状没有完全满足教育需求，或者说，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有更高的期待。此次出台《意见》，要想真正落到实处，一方面，要让人民的教育期待从被校外培训机构的捆绑中和裹挟中解脱出来，回归理性化、科学化，另一方面，教育要加快发展，以回应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如何回应？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话题，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学校教育。不患寡而患不均，家长的焦虑心态折射出现行教育资源的分配的不均衡，虽然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就近入学”，杜绝义务教育择校的可能，但是仍旧有着一批“示范学校”“明星学校”“优质学校”，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教育经费等资源明显比其他学校更集中。在明显的差距下，学区房、各种培优补习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8月17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明确提出“促进教育全要素有序流动，努力实现教学、队伍、资源的全区域统筹”，“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在优质均衡的基础上，办好每一所学校，并办出各自的特色，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才能有效地缓解择校热、校外培训热。

二是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中小学生太苦太累，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明知这种状况不对，但又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校外培训又被称为影子教育，它就像正规教育的影子，学校学什么，考试考什么，培训机构就补什么。对于“双减”，如果现行的教育评价不做出相对应的改革，即便将校外培训机构管起来，学生的负担、家长的焦虑还是很难减轻。

针对当前义务教育阶段考试次数过多、考试形式单一、考试质量不高和“唯分数”倾向等问题，《意见》要求学校不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教育评价改革之路还需继续前行。

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职教选择有底气。对家长的“职教恐慌”，不能“视而不见”。目前，中职学校总体办学质量缺乏保障，还有着实习实训设备、生均建筑面积等硬件设施不达标，师资力量不强不优，校企双向流动不畅等问题。同时，职业教育的出口也是长期遭人诟病的原因，纵向贯通渠道窄、中职升本比例偏低，横向融通不畅、综合高中政策不明。

偏见往往建在现实之上，如果学生们无法在职校获得好的教育，无法在社会获得好的工作，“重普轻职”的现状就不可能被改变。要发展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亟须从拓宽升学渠道、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发力，提高中职升本比例，补足经费投入，政行校企需形成合力，让职校学生“有出路”，从而改变“国家重视、地方浅视、社会轻视、学校短视、家长矮视”的现象。

一方面，需要政策对职校学生的自我实现提供更多的保障，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比如降低招工用人制度的高学历门槛、提高技能人才的薪资收入等；另一方面，要在小初高阶段增加职业教育的因素，引入职业认知、职业体验、生涯规划等内容，提高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按照自身的禀赋和特质，作出自己的生涯规划。

毋庸置疑，《意见》出台是为学生减负，也是给家长减负。“双减”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依靠的绝非某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方方面面的“大合唱”。对此，《意见》也明确指出，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培训机构的监管工作，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民政部门要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工作，等等。只有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规范校外培训市场，但也不能止步于此，而应该进一步均衡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打破“唯分是从”的困局，才能从根本上纾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