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新闻网 记者 李薇薇 报道

近期，北京、上海、湖北武汉等地出台了有关“暑期托管”的相关政策。孩子们在暑期有了让人放心的去处，这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这为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焦虑，减轻家长负担。

学生托管要老师“买单”？

河南省巩义市也是近期出台“暑托”服务政策的地区之一。据该市教育局下发的一份《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暑期课后服务工作》的文件，要求“中小学校结合实际，主动承担暑期课后服务的责任，因地制宜设计课后服务项目，中小学生及家长可自愿选择参加与否”。教育局称，将“根据学校上报的学生情况，决定需求老师量的多少”。

文件发出后，立刻引发热议。热议的焦点并非“暑托”本身，而是：学生暑假托管，老师可能要为此“买单”。不少网友表示，此举解放了家长，却捆绑了教师。暑托班的开办，让老师们失去了利用暑期休息和“充电”的机会，于理于情于法，都不应该。某些地区为了提高老师的积极性，将按照课时数计入工作量，在师德考核、评优树先等方面予以体现，甚至将暑期托管工作纳入教职工工作评价考核。教师被迫“自愿”，有苦难言。此举无疑将教师推到家长的对立面，造就了看似不可调和之矛盾。

真的只有牺牲老师的权益才能成全“暑期托管”吗？

“暑期托管”说到底，这就是暑期班的这些学生究竟要谁来管的问题。其实，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暑期托管”不是集体教学或“补课”，不涉及学习进度，所以并非一定要学科老师来参与。这样一来，从角色的必要性上就可以给教师松绑，而将社会力量可纳入“暑期托管”中来。

在这一点上，上海的爱心暑托班可谓特色突出、表现亮眼。据上海市教委发布的2021年暑期托管班安排，上海今年将开设543个办班点，覆盖所有街道、乡镇。这并不是上海市教委的一家之功，而是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委共同牵头，14家市级单位共同主办。这些参与单位，在暑托班中都扮演了不轻的角色，例如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开发了卫生健康专题课程，由青年医师讲师团、青年医护工作者代表送课进暑托班；上海市市容局、水务局将为全市所有办班点配送环保公益类的课程；上海市体育局将配送体适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击剑等共25个项目的体育培训课程，配送课时量近7500课时。全市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社会组织将为暑托班提供超过8万课时的公益课程。

除了官方部门和社会组织，“爱心暑托班”是上海目前最大规模的高中生社会实践认证项目。高中生志愿者正常完成服务后，有关部门对志愿者名单和服务时长进行公示，记入上海市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

其实，暑托班只是一种社会兜底服务，并非只是教育部门的任务，也不是教育部门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相对比粗暴直接地将任务下沉到学校，甚至用与评优考核挂钩的方式“激励”教师“自愿”参加，“暑期托管”要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还需多方合力，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整合多方资源、积极牵线搭桥，确定准入标准，引导更多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暑期托管，动员暑期富余力量，例如高中生、大学生等的积极加入，将暑托班打造成大中小学生实践教育一体化的有效载体，让家长不再为假期孩子去哪儿发愁。

社会机构该何去何从？

“暑期托管”并不是新事物，之所以能成为近期热点，还是因为其“公”字背景，官方主办，场地师资都让人放心，相比社会机构动辄几千上万的高收费，公办的“暑期托管”显然在价格上更有竞争力。

例如上海的爱心暑托班，各教学点原则上按照600元/人·期(3周)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费，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相关费用可适当减免。低廉的收费，显然是政府财政买了单。这对民办的托管机构有冲击，但肯定不仅仅只有冲击。

2019年2月28日，湖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可以临时聘请退休教师、体育教练、文艺科普工作者、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校外专业人员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确因学校师资力量不足、但学生有需求的课后服务项目，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具有专业资质和良好社会声誉的社会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可见，社会机构并非被完全排除在课后服务工作之外，这对社会机构而言，“进校”是一个新机遇——和学校开展合作，提供托管等服务，在一些和体育、艺术、科技相关的内容上，拿出专业的课程设计、方案，供学校和教育部门采购。据新闻报道，早在去年11月，教培巨头好未来和新东方，相继宣布了托管业务。新东方和好未来已经尝试过托管业务，具体来看，两家的托管形式均以晚托为主，老师提供辅导，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

直接购买第三方服务进校园，对学校来说，也未尝不是个轻松的选择，而如何设立准入规则，对第三方服务进行有效评估考核，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上，湖南走在了前列。2020年9月18日，湖南省课后服务机构等级评定说明会在长沙召开，全省40余家课后服务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公布了全国首个课后服务行业地方标准《课后服务机构通用要求》和《课后服务机构等级评定》，构建了课后服务的环境布置、师资培训、环境管理及日常安全管理等一系列相关标准的课后服务标准体系。

以此推及“暑托”服务，如果能有效监管民办机构，确定准入门槛，对其进行标准化管理和定期考核，完全可以购买第三方机构的服务，引入社会机构的力量，让其与公办“暑托”形成良性互补的状态。目前，长沙市政府购买服务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就是在社会机构自主申报的基础上，再择优审定出来的。就目前该项目运行的状态来看，的确为暑期“孩子去哪儿”提供了一个贴心又放心的选择。可见，将“暑托”放入市场机构，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农村暑假有谁来关注？

在城市热烈讨论暑期托管时，农村学校的小学生也受到了极大关注。相对于城市，农村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成熟的暑托机构，而更复杂的地理环境，缺乏监管的日常生活，让农村的暑假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一是场所选择。农村可利用的公众资源少，学生能参与的社会活动少，而就学校本身来说，许多农村学校硬件建设窘迫，多半没有空调设施，纵使学校放开图书室、阅览室、体育场，暑假天气酷热难耐，难以有效开展暑期活动。

二是监管困难。农村学生居住相对比较分散，如果集中在某一固定地点开办暑期托管，虽能有效地增强生源的聚集度，但上下学无疑又增加了安全隐患。

三是人力匮乏。城市学校拥有大量社会力量的支持，如志愿者、退休教师等，但农村学校，在暑期托管不能补课的要求下，由于农村学校的音体美等师资本身就匮乏，遑论暑期托管课程中要求的素质性活动和拓展的开展。

农村孩子的暑期让学校托管，在现行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应急之举，从长远来看，最为关键的，还是需要当地的教育资源的挖掘与建设，链接政府、社区及社会服务机构等资源，为农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其实，就服务地点来看，并不一定要局限在校园内。上海暑托班就是结合区域实际，盘活各类场地资源，在园区、商圈、楼宇周边开设办班点，服务实际需求。农村的场地资源比大城市少太多，但是也有城市没有“风景”，田野文化、村落文明都等待着学生去探索、发现。农村暑托服务可因地制宜，挖掘本土资源，开发适合当地的教育内容。

就师资力量来说，大学生志愿者和公益组织无疑是的农村暑期托管的力量来源之一。2020年暑假，共青团益阳市委针对农村学生组织开办了“七彩假期”公益暑托班，当时招募志愿者总计2800余人，其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900余人。但没有良性的长效机制的建立，仅凭“志愿”和“公益”又能走多远？

对此，长沙市开福区凤羽小学的探索颇具价值。从2014年暑假开始，凤羽小学与湖南师大生命科学院学生志愿者团队合作，组织开展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凤羽小学提供教学场所、教学材料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住宿场地，志愿者则负责组织开展科学、艺术、体育等内容的活动。六年时间，暑期夏令营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要想大学生志愿实践活动与农村小学暑期托管无缝结合，增强延续性和系统性，可以考虑与高校结对，从更高层面的系统规划、统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