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逢春院士

爱晚亭下的合影 孙逢春（前排）

　　红网时刻新闻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记者 周丹 长沙报道

　　1977年秋，在湘西北临澧县九里乡山脚下的一座砖瓦厂，满身烟煤粉尘的孙逢春躺在砖窑顶上数天上的星星，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烧砖还需要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去哪里、要干什么。

　　30多年后，孙逢春这个名字已经可以铭刻在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的里程碑上。

　　这一切的改变，都要从1977年说起，从那场冬天里的考试说起……

　　学习“种子选手”成了砖瓦工

　　一个教室，每个年级列成一长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用一个老师，同听一堂课。孙逢春的小学就是这样的课堂。当时每个村都办了中学，孙逢春的学校，总共就只有7、8名学生。从小，孙逢春就在数学、物理、化学科目上表现亮眼，参加这些科目的比赛，总能拿到第一。

　　1973年中考期间，孙逢春得了肝炎，身体不适。他的物理老师就把他背到考场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就背回自己家让孙逢春休息，第二天再背进考场。当时孙逢春就默默地想，唯有努力学习方能报此师恩。

　　进入临澧四中，孙逢春也颇受老师的关注。虽然当时在校期间基本不上课，而是“学工、学农、学军”，但老师常常对孙逢春说，“高考就要恢复了，你要抓紧时间学习！”孙逢春记得很清楚，老师送给他几本书，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电工学》，还把他“关进”学校的实验室，让他安心学习。被当成高考“种子选手”的孙逢春，成了老师重点关注的对象。

　　1974年，受“批邓”大环境影响，孙逢春的学习中断了。他回乡干农活，修拖拉机、抽水机，跟着大队书记蹲点，到县委党校去刷墙报，还干过农业技术员，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民办教师，一边劳动，一边上课。

　　孙逢春心有不甘，但他没想到命运又跟他开了个更大的“玩笑”——因为抱怨了一句学习上课时间少，孙逢春被下放砖瓦厂，成了一名日日与泥土煤灰打交道的砖瓦工，接受劳动改造，每个星期还要写检查。砖瓦厂里常年热气腾腾，温度很高，每个人劳动时都是赤膊上阵，整张脸被烟气熏黑，常常只能看见两个眼睛。

　　“没有人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孙逢春说，在砖瓦厂的每天晚上，他都会爬到山坡上，抬头数天上的星星。他沮丧、失落、彷徨，甚至有点绝望，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去向哪里，要干什么……

　　“孙逢春不参加高考，我们公社就会被‘剃光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但孙逢春却被告知，自己在劳动改造，不能报名高考。

　　原以为就要在砖瓦厂一直待下去的孙逢春，没想到生活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1977年底，公社派人通知他，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啦！

　　就这样，孙逢春成了公社十届高中生、近800名高考报名者的最后一位，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3个星期！

　　后来，孙逢春才听说，自己之所以能参加高考，是曾经的中学校长找到了公社的党委书记，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孙逢春不参加高考，那我们公社近800人都会被‘剃光头’！”

　　为此，公社党委书记还专程到县里，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汇报。副县长表示：孙逢春可以参加高考，但一定要考大学，不能报考中专。

　　高考，就像一首被吹响的“集结号”，成了孙逢春家里的头等大事。

　　当时物资奇缺，公社给每户每月配备半斤煤油，为了帮助孙逢春备考，出嫁的大姐、二姐、三姐，成家的大哥，把自己家的煤油全给了孙逢春。

　　3个星期，孙逢春日以继夜，在煤油灯下备战高考。

　　一波三折 拿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

　　1977年冬天，全国各地自主命题、陆续组织高考，孙逢春和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数理化，这是孙逢春的强项，考完他信心满满。但语文，孙逢春记得很清楚，第一题拼音写汉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他就没有写出来。英语考试，他更是没底。于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孙逢春又开始复习，备战来年高考。

　　因为心里没底，孙逢春的志愿表恐怕是“史上最长”的志愿表。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重点大学，一直到本科、专科,最后填报中专。孙逢春当时在志愿表上填了几十个学校。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志愿能填多少填多少，只要有书读就可以啦！”

　　皇天不负有心人。孙逢春收到了预录取通知，并被告知要参加体检。这下他又犯难了。

　　因为中考期间得过肝炎，孙逢春担心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痛失读书机会，他就找到了村里一名赤脚医生，问医生如何才能彻底治愈肝炎。医生告诉他，在体检前吃红糖！孙逢春回家一说这事，他的大姐夫、二姐夫就立即给他各自找了六两红糖票。

　　于是，孙逢春跑了十多公里山路赶到体检的地方，在体检前两小时，就着一点河水，整整干吃了一斤二两红糖！幸运的是，他的体检顺利通过了！

　　然而，体检之后的政审，又让孙逢春忧心忡忡。因为父亲曾经干过“伪保干事”，成分不好，政审恐怕不好通过。

　　政审当天，生产队召集了200多人开大会，大家就孙逢春能不能上大学进行投票。

　　“这么聪明的娃儿，不上大学多可惜啊！”“我们村里出个大学生，那可真不容易啊！”投票的时候，不少乡亲们都认为，孙逢春如果能顺利上大学，那可不只是他们家的荣誉，更是全村、全公社的荣光。就这样，孙逢春离大学又近了一步！

　　不久，村里发生了盗窃案，公安局来村里办案，而当时会读书认字的人不多，于是，这个未来的大学生孙逢春就成了县公安局的书记员。

　　一天，孙逢春跟着公安局到小镇办案，晚上8点多，刚取证回宾馆，他就撞见了自己二哥。原来二哥特意赶到小镇，一个宾馆、一个宾馆地找孙逢春，告诉他：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啦！

　　听到这消息，孙逢春和二哥立马连夜骑自行车赶回家。当他赶回家的时候，邮局送信的邮递员居然还没走。“把通知书交到你本人手上，我才放心啦！”邮递员说。

　　直到这个时候，孙逢春才知道自己被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录取。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一直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大学里的“放牛班”高手云集

　　拿着家人凑的6块钱，孙逢春踏上了求学之路。他永远记得，大哥挑起装满行李的箱子和铁皮水桶担子，自己背着小包，两个人走了39公里，来到了县城，花两毛钱住了一晚招待所。从县城到省城长沙的车票，还是曾经帮忙工作过的公安局给他买的。

　　来到长沙溁湾镇，已是晚上11点。而当时学校负责接新生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孙逢春就又走到河东，在湖南旅社花5毛钱，在过道里对付了一晚。

　　来到湖南大学，孙逢春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么高的楼，这么宽的路，这让从小到大见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的孙逢春兴奋了好久。

　　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知道自己读的是师资班，这是学校的“第一班”，一共40多名同学，全校高考分数靠前的几十个人才能进这个班，而自己还是“第一班”里的“第一宿舍”，周围“高手云集”。

　　“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大学里对学术、对知识的渴望超乎常人想象。”孙逢春说，当时学校下午基本没课，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自己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数、理、化辅导书全看了一遍，习题也全做了一遍。

　　因为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孙逢春回忆道，“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低头背着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为学好英语，孙逢春更是用了笨办法——“吃字典”，背完一页英语字典就撕掉一页。

　　“当时湖南大学的良好学风在全国都很出名，考取研究生的人数更是排在全国高校前列。”

　　正因为有良好学风的熏陶，湖南大学当时还出现了“放牛”现象。

　　什么是“放牛”？当时湖南大学的学生喜欢拿着小凳子，背着书包和水壶，头戴草帽，径直往岳麓山走去。若碰到熟人问：“嘿，去哪呢？”同学回答：“放牛去呢！”这时大家会默契地会心一笑。原来，大家都是到岳麓山下、爱晚亭旁去看书呢！

　　湖南大学流行“放牛”，学校的“第一班”里更是盛行，大家一有时间就去“放牛”，“第一班”成了校园里知名的“放牛班”。

　　“当时课堂上也常常出现学生把老师问倒的情况。但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同学一起讨论、研究。”孙逢春说。

　　因为家庭贫困，孙逢春是班级里甲等助学金的两人之一。两条裤子、两件衬衫、一件棉袄、一件夹克、两双袜子、一双猪皮鞋，就是他大学期间的全部家当。当时学校补贴18块钱一月，学校分发他14块钱饭菜票，剩下4块钱就用来买书。每个月只要补贴一下来，他就跑到隔壁的湖南师范大学旁的一间新华书店去买书。

　　1980年，临澧发大水，孙逢春的老家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这让他的大学生活更加拮据。“我记得很清楚，当班里知道这个消息后，同学们都纷纷给我捐粮票、捐钱。”每每忆起大学时光，孙逢春总是感慨万千：“如果没有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我完成不了学业。如果没有当时在湖南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1989年，孙逢春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在每月6千马克（约两万八千八百元人民币）与每月92块人民币之间，他选择了后者，选择回国发展。从德国回来，他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外，其他东西全部扔了，但却带回了一小集装箱的电动车资料。孙逢春说，从中学回乡修拖拉机开始，他就与汽车结下了缘分；而在科研领域的创新“基因”，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埋下种子”。

    孙逢春院士：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月进入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学习。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现任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车辆工程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提出并创建了中国电动商用车、充/换电站系统、车辆网等系统技术体系。在电动车辆系统技术、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充/换电站技术、运行监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奖及省部级奖多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5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本。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