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国家督学、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在会上发表了六个观点的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同事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昨天，是重庆直辖19周年的纪念日；今天，又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早教同仁，古老的山城青春飞扬、流光溢彩。是共同的理想和热爱，把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为了孩子快乐的童年我们在思索；是共同的追求和努力，让我们又一次走到了一起，为了孩子未来的人生我们再出发。一年前，中国早教论坛第一次走进西部走进贵州，向所有的人们展示了我们西部早教人高水准、多角度、宽领域的思考和探索。今天，我们将再次从中国的西部、长江的上游出发，一路向东，高歌奔腾，拥抱大海，开辟中国早教事业新的航线。
我从高原来，先向大家汇报一下贵州的情况。贵州山川如画、风景迷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人所共知。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贵州同样人文荟萃、底蕴深厚，为中国文化教育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王阳明的学说成熟在贵州的阳明洞，是谓龙场悟道。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都与贵州人有关。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由当年的政府阁员、贵阳人李端棻提议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厦大学是由当时的政企学名流、贵州兴义人王伯群投资创办，并亲任董事长。至今高挂在园门的“颐和园”三个字出自贵州印江人严寅亮之手。回顾这几百年来，贵州人对中华文明，特别是教育事业的贡献，我们不能忘记王阳明、李端棻、严寅亮、王伯群这样一些灿烂的文化星辰。他们曾在贵州生活，走出贵州又划时代地影响了整个中国。
今天的贵州教育，同样可圈可点。“十二五”以来，贵州的学前教育，奋力走在全国前列，提前6年完成国家和省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三年毛入园率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现在高出其5个百分点，这也是贵州60年来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教育指标；义务教育，每10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居全国第一，用最少的人均财力承担了最多的人均教育，县域均衡发展比省部协议提前2年接受国家认定；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以近30%的幅度大步提升，由原来的全国倒数第一翻身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大学城和职教城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汇聚数十万莘莘学子，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具备了全新的现代化平台。特岗教师拥有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成为国家名片；率先制定了《贵州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贵州省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在全国率先备案，教育部长亲临贵州与省委书记、省长签约推进贵州教育综合改革。
近年，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学前教育，先后实施了两期“三年行动计划”，基本上做到了每一个乡镇和街道都有一所政府兴建的幼儿园。大家知道，在贵州这样欠发达的省份办教育有多难，而办不是义务教育的学前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办教育，当然离不开教师。这几年，我们在40多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办了幼儿师范专业，并将4所中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全国同期一共升格了15所类似学校。连续5年，全省每年招聘幼儿教师5000人。教育部袁贵仁部长不仅多次表扬贵州学前教育办得好，还在不同场合用贵州学前教育的跨越发展，印证贵州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贵州学前教育的大发展，得益于政府投入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当然根本还得依靠贵州教育人在正确思想和理论指导下的苦干实干。现在，学前教育反对“小学化”倾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因为，照本宣科或者模仿小学课堂，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是最便捷的工作方式。杜绝“小学化”倾向，要求幼儿教师必须从头学习如何陪伴孩子成长，如何学会用一种全新的模式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我们告诉幼儿教师，不能教字母、不能教算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同时，当然还必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2013年，在《中国教师报》我自己的专栏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2012年初我们提出的学前教育“六个学会”，即学会微笑、学会观察、学会说话、学会交友、学会家务、学会感恩，给幼儿教师以明确的指引和导向。不允许教小学的课堂知识，我们的老师也知道教什么、怎么教。
关于“六个学会”我在之前的早教论坛上做过专门的阐述，今天就不重复了。记得一年前，在贵阳的第六届论坛上，我讲了六个教育新观点，一、反对教育的技术化、神圣化、功利化、过度化；二、适度教育就是素质教育，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三、给孩子的爱要适宜；四、让教师活得有尊严；五、艺术是人走向纯粹的捷径；六、民办教育是教育现代化的标志性组成。今天我再讲六个新的教育观点：
第一个观点：高考选拔不了人才，高考只为把人分层。
每年进入春季学期，全民高考“焦虑症”又如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不在少数的高三学生已经到了身心俱疲的崩溃边缘，大脑基本僵化，心灵基本麻木；面对书本，看不进去又不得不看，只为求个心理安慰，如囚徒般以分秒为单位，计算着“临刑”的时间。家长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把正常的工作生活暂放一边，一切以孩子的高考为大。高考考学生，更是考家长。
学校和教师也不轻松。在很多地方，高考升学率依然是评判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的唯一标准。因此，学校和教师要使出浑身解数，整合各方资源，服务升学这个中心……整个高考人群食不甘、寝难安。一年一度，我们都要被高考绑架一次，全国上下一起“疯狂”。高考不仅如大山，压在学生和家长身上，令人窒息，也是教育部门和政府无法挣脱的沉重包袱。于是，有人呼吁干脆取消高考，认为中国教育的全部问题，如教辅泛滥、择校不止、补课盛行、学生厌学和基础教育教学负担越来越重、高等教育迟迟培养不出大师来，等等，均应归咎于高考这个万恶的“指挥棒”，高考不取消，则教育改革无路，民族复兴无望。当然，多数人还是清醒地明白：高考不能撤，但必须马上改。
高考制度在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特殊的位置，连接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评判着基础教育的优劣，影响着高校学生的状态。政府和教育部门一直把高考改革，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予以重视和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到学校，各种改革和实验都在陆续推进。可以这样说，30年来以高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各种教育改革，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改来改去，大家还是觉得：中小学减负成了空话，教学任务更加复杂了；高校招生自主权难以落实，生源质量更难保证了；改革换汤不换药，高考还在继续绑架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是改革的动力不足，还是改革的意愿不实？当然不是。高考非改不可已成共识。找不到改革应有的获得感原因在于，大家对高考在当今社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还没有形成共识。
高考是为国选才，还是为民改运？是天下的公平，还是地方的福利？是教育内部的事情，还是全社会的问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还是行业部门的技术程序？是该政府牵头统领，还是由学校自主把握？高考到底是干什么的，是选拔人才还是维护公平？……弄不清这些问题，自然难找准改革的方向。迷失了改革出发的原点，怎么可能抵达成功的彼岸？我们只有跳出教育看教育，换个视角，换个立场，才能重新审视高考的意义、定位和作用，高考改革才能真正破局。
高考是为国家和民族选拔人才的吗？如果是，那就麻烦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张卷子，怎么能选尽天下“英雄”？实践证明，人才来源于生产生活实际，成长于各行各业的具体实践。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高考改革必须放弃“为国选才”的虚荣，重新定义其功能。
高考的优点在于公平，虽然只有分数公平，但在当今将公平视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依然难能可贵。分数不等同于才干，高分不意味着高能，高考的功能当然就不是选拔人才。高考是社会分层机制的一种。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渠道，让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升到社会的更高阶层，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阶层身份的代际固化。高考不选才，但却运用考试的分数对人进行了分层。这种分层，也许不科学，可能也没有多少道理，但大家普遍接受、认可，可以免于其他分层机制带来的纠纷和动荡。高考与人才无关，高考与和谐相通。
在分数面前的公平是高考的基本属性。如果没有了公平的高考，那些苦孩子、穷孩子，普通百姓的孩子怎样才能奋斗到更高的阶层？这里，读书改变命运必须是真理。它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揣梦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生活和环境，而不会因为晋升无门、奋斗无路，成为社会的破坏者和反抗者。高考提供了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范围最广的社会安定工具。一所中学在高考期间打出这样一幅标语：“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官二代吗？”话虽极端，却道出朴素哲理。所以说，高考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领地，绝对不能取消，一旦取消，社会底层就欠缺制度化的上升通道，极易出现社会阶层固化、贫穷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的问题。指向和谐稳定的分层机制和晋升管道，这就是高考在当今社会真正应有的功能。国泰民安，不能没有这道公平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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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点：职业教育应在基础教育完成后展开
劳动使人成为了人。对于人而言，劳动不仅仅是进化的需要，也是人生幸福和有意义的源泉。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的发展史。对劳动的认识、评价和理解，构成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核心。随着人类社会从洪荒愚昧走到现代文明，劳动的对象、工具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不同和有区别的劳动，就是职业。职业是劳动的内容具体化和行为个体化。作为劳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职业将人与社会、自然和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无职业能力，正是社会人和生物人的本质区别。
人一出生，便有了生物本能。晓得吃喝拉撒睡，到了青春期，还会求偶交配。没有经过基础教育，不懂得人伦与自然，只能算是个生物人。接受了基础教育，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道在前行的路途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方才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具备了开始人生的基本条件。当然，参与了劳动、具有了职业行为，才最终标志着一个社会人的完整形成。
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清楚自己与父母、亲朋的人伦关系，接受自我的优缺点，感恩自然万物的育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参与社会化的劳动，具有了职业能力。即便是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像农耕、狩猎这样的基本劳动，也需要事先学习其职业能力。今天的现代社会，职业更细化、更高级，更是要求一个社会人接受专们的职业能力教育，才能参与复杂的社会劳动，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职业教育在人的演变进化中，至关重要。
职业教育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职业价值观、职业方法论和具体职业的具体技能。职业价值观反映人们对职业的价值判断，职业内容是否喜欢，职业技能是否复杂，待遇是否理想，社会地位如何。职业方法论就是职业的道德规范，职业操守和行为模式，还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支持的形式和规则。今天，人们常说的职业教育，主要学习内容就是具体职业的具体技能，是狭义和微观上的职业教育，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工种和岗位进行。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必须在完成基础教育的前提下开展，职业教育应是基础后教育。基础教育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虽然做人的道理中也会蕴含做事的要求，但如何做事，如何做好事，如何把事做好，还应是在确立了基本“三观”基础上的继续教育。
过去，我们的职业教育主要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徒弟在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基本有了“三观”，才开始向师傅学习手艺。就算是年幼从师，师傅也一定是先教做人，后教做事。国外一些特殊职业，比如教师和医生，更是要求在取得其他学科的本科学位后，才能开展学习。拥有基本甚至更高其他学科学历，成为职业教师或医生从业资格的前置条件，强调职业能力必须构建在传授公共知识和基本伦理的基础教育之上。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参差不齐，投入与效果不成正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违背了职业教育应在基础教育之后的这一教育规律。
把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里的职高，办成了职业教育的主体，必然混淆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区别，是一种教育上的“大跃进”。职高成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势必要求其投入以政府为主。在布局上与职业富聚点——企业和产业的距离自然就不理想，在学习内容上更是与职业本身的需求相距甚远。所以，职高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从事只要完成了基础教育就能做的普工，企业必须对其进行二次培训才能成为技工。由于职业学生的基础教育底子不够丰厚，“三观”的构造，也还有不到位、不完善、不科学之处，后来，就算企业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培训，加上自身的努力学习，最终能成大器者也都不多见。
职业教育不应该放在高中阶段，而应设于高中基础教育完成之后，最好是交由社会和企业来办，政府予以人、财、物方面的支持和奖励。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不必急于开始职业教育，能上综合性大学最好，大学毕业后再根据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选择职业教育。这样教育的方向更明，职业的选择更准，人尽其才，才适其位，于社会，于个人都是好事。如果想要直接上职业类院校也好，但起码要在高中毕业之后，打打工，闯闯世界，见识一下社会。不该初中毕业就进到职高，既不敢说已经学会了做人，也不能讲就真的懂得了做事；知识和伦理的基础都不厚实，既制约了将来更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在中职教育这个环节学到真正有用的生存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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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观点：高校改革首要的是领导去学术化
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路径，促进内涵式发展，具体就是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围绕这一总体部署和思路，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在协调政府、高校、社会三者关系，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一些改革措施，在高校引起热议，在社会上也广受关注。比如，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正是在高校改革中率先发酵，进而波及到全社会，产生了涉及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方向的大讨论。
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的数量、规模、专业和学生数，都可谓煌煌壮观、前所未有。但是，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却可以让人们透过数量和规模的表面现象，直视高校鲜出人才的发展短板。为什么60年来的教育，我们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为什么高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尴尬的问题，让多少大学在世人疑问的目光中，低下高贵的头颅。
鲜有“大师”，高等教育无颜面对国家；就业不灵，高等教育无颜面对社会。高等教育的这些问题，客观来讲，加剧了“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的蔓延。人类教育史上，投入最多的教育工程，却没有可以与之相匹配的“产出”。这里面原因十分复杂。整个社会对成功和成才的认识，对幸福人生的理解，对科学大师的界定，等等的片面和不足，都会作为环境和背景，影响和制约着高校的办学效果。当然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一方面，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与社会职能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另一方面，教育的管理部门管理方式单一，运用立法、政策、规划、财政、信息等手段，开展综合服务和管理的意识不强；学校自身也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甚完善的问题，自律机制薄弱，学术权力不彰，自主办学难以落实。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学校治理结构进行改革。
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要对学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重置，最吸引人、鼓动人的举措，就是“去行政化”。把所有高校的行政级别取消，书记、校长和学校的院系、中层等一干人马，统统没有行政级别。多数人都很赞成这个改革思路，以为取消了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向书记、校长的官本位开刀，高校办学中的种种弊端，即可釜底抽薪、迎刃而解。事实上，这恐怕是改革的一道伪命题。“去行政化”，不仅解决不了高校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没有了行政级别，高校与行政级别严格而清晰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就理顺了吗？教育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管理能力就加强了吗？学校内部的治理机制就完善了吗？上述问题，无论怎么看，都难以得到肯定的答案。或许只有一条，在人们的预期上可以得到改善，就是杜绝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压制，使学术组织与行政机构的关系正常化。其实，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压制的动因，并不来源于行政权力所有者的级别，而是源自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及其利益的觊觎。学术权力在于分配教学和科研经费。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也想在教育和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和其行政级别无关，与利益有关，有无行政级别、级别大小，都不会影响他伸手。行政权力在与学术权力的争斗中，并非天然的强势者；但是，如果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又同时具备拥有学术权力的条件，这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学术职称（身份）的校长，和一个拥有高级职称，甚至是学术权威的校长，在使用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时候，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今天，高校师生反映最为强烈的行政化倾向、社会上也广泛关注的，正是这个问题。
一个学术权威一旦拥有了行政权力，就天然的同时拥有了学术权力。任何学术组织的规范建设，在他的双重权力面前，只有认输。因此，高校治理结构的改革，要害不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弄什么“去行政化”，而是取消高校领导的所有学术身份，推行“领导去学术化”，从根本上斩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勾结和渗透的可能。教授、专家可以当高校领导，但在任职之后，必须永远取消学术职务和职称，永远不沾学术权力的边，专心而全身地当行政领导，把学校的行政事务管好理顺，为一线的师生和科研团队做好服务。学校领导也想做科研，当学者、充权威，那不行！不能既拥有行政权威，又惦记学术名利，左右逢源，什么好处都是你的。只有这样，行政管行政，学术归学术，才能迎来教授治学、专家治教的和谐发展局面，学术组织与行政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各自的领域内规范运行，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可以不断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红利才能得以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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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观点：民族教育要与时代进步同向
60多年来，以文明和团结为核心追求的民族教育，全面贯彻和传播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和安居乐业，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文明做出历史性贡献。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自然、历史和国际环境等原因，民族教育的正确方向不易确定。一些地方，从回归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双语教学的把握存有偏差，过分强调各民族文化差异，客观上强化了部分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成为个别地方影响安定团结的文化因素。
贯彻中央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关键要切实抓好青少年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促进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进步，以文化和实体全面统一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此，一要认识民族发展演变的科学规律，民族的成分和划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产生、发展的阶段，必有融合、消亡的阶段。民族不是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就会消亡。民族形成的过程，是民族语言、心理、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即民族文化、民族特征形成的过程。民族形成之后，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必然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小，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渐增加，最终达到民族差别的消失，即民族融合的实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分化、融合和发展变化，最终形成了今天56个民族共存的局面，而这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民族形态在中国的演变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最终都将走向大融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因此，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差异，在民族教育中，尊重规律、淡化差异，以共同的文明进步为目的，鼓励各族人民取长补短、不断融合。
二要把握民族与其居住地和文化的正确联系，没有什么地域什么文化自古就专属于哪一个现存民族。如果将现存民族的分布及其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地域、边疆、偏远、落后等概念进行固定或相对固定的描述，不仅存在民族歧视，更违背了客观现实和历史事实。中国的各个民族，历史上都经历过不断迁徙，很少有某一个民族一直固定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域，如苗族最先居住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经江汉平原，逐渐向南、向西迁徙。世界范围也有科学家提出，美国的印第安人就是来源于商周时期的华夏大地。多民族杂居是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特征，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汉民族在新疆地区定居了，与西域的各民族同生共存。国际上，尼泊尔境内有藏族，越南、缅甸等境内有景颇族，新加坡境内有汉民族，当然不能把这些民族居住的地方都与某一具体民族的权属与文化进行一一对应。常识告诉我们，今天已很难将某一片土地划为某一民族的专属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具有对任何一个地方的专属权，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全体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也是这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地自然、气候的产物，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文化，必然有着特定地方的深刻烙印。水边民族的鱼文化、山里人家的兽图腾，盛产葡萄就会有葡萄酒、五谷丰登才会酿白酒，这些文化属于地域而不属于民族。
三要厘清民族与宗教的现实关系，没有哪一个现存民族一定应该信奉或者不信奉哪一个宗教。宗教也属于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人类有着不同的关系。从产生初期只属于某个部落或族群，到后来发展成跨民族跨国家的信仰，宗教早已经超越具体民族，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现象，并不属于哪一个民族。对于信教的个人，它就属于个人；对于不信教的人，它是一种文化产品，可供欣赏、研究和批判。如佛教起源于迦毗罗卫城（今印度与尼泊尔交界之地），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曾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光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佛教属于尼泊尔或印度，更不能认为它属于汉族或藏族，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基督教起源于欧洲，其信徒遍布世界，韩国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传教国，但不能说基督教与韩国就有着特定的归属关系。历史上某些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并获得了特定的生活习惯。今天，这些民族中不信教的人依然保留了这些生活习惯，我们不能说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都是信教的。虽然生活习惯等民族文化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宗教影响不容忽视，但生活习惯等文化取舍不应与宗教挂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人信仰同一种宗教，同一宗教信仰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有着同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对于个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某一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某一宗教的自由；有对某一宗教正宣传的自由，也有对某一宗教反宣传的自由。这与民族无关、与文化无关。科学把握民族、民族文化与宗教的非特定性关系，是当前民族教育中的关键问题。
四要完善“中华民族”这个科学概念，将今存各民族描述为中华民族的各分支。在中华民族的统一概念下，将具体民族和具体人都视为同一族群中，不同部落不同分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各自呈现。“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最初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的相关民族，后来泛指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的融合体。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民族发展阶段中的产物，而且是一个民族实体，可以包含具体的民族成分。提出并完善这一概念，符合人类社会民族发展的规律。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某一民族和某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不过分强调具体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是把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放在了首位，以文明和进步为目标，走好民族演变发展的人间正道。作为不断发展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分支相互影响、不断融合、传承优秀、创造先进，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可持续发展地为人类创造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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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观点：教育是调节人类资源再分配的机制
人类社会全部活动的本质都可以用生产与消费来概括。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就是分配。没有分配，生产没有意义，没有结果；没有分配，消费就根本不能开展，根本无从谈起。对于感情动物的人而言，有些消费就是分配。比如尊重和爱慕，这样一些情感类的体验和资源，分配的过程、分配的结果，就是消费本身。因此，在人类社会，分配主导着生产与消费。人们所有的奋斗与成功，最终都体现于对分配的影响与支配。越是成功的人，就越处于社会“食物链”的顶端，越具备分配更大份额的权力。越是成功的人，在社会的层级排列中就越是处于更加有利于分配的位置，越是在实际分配中可以获得更多好处。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资源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有自然资源，人类生存生活的星球及其宇宙等自然界的万物，比如山川河流；有人创造出来的物质资源，比如房屋和工具；有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资源，比如知识和思想；有人与生俱来的资源，比如体格和籍贯；有在其它资源分配过程中产出的资源，比如权力和荣誉；也有人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资源，如感情和性格，等等，大千世界，不一而足。人的一生就是在资源中生长与消亡。创造资源、分配资源、消费资源，当然人本身也是资源。
不论我们把社会的层级结构描述成金字塔型的，还是纺锤型的，无疑都承认了人在人类社会中一定是分层排列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相应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坐标，可以是二维的，也可能是三维的，但必定有坐标。谁来安排每个人的坐标？也就是说，社会层级中的位置由哪些因素来决定？首先是出生，其次相貌、体格、性格都会有影响。除去这些人与生俱来的因素，外在的诸如地域、气候、时令也会对人的层级位置影响至深。当然所有这些因素都要通过一种称之为国家的机器来运转和配置，虽然国家本身既是个人分层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全球分层的结果。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客观因素之外的东西，而聚焦人们更为关注的有关人的奋斗与感情等主观因素，不难发现，为了人类更好地繁衍下去、生生不息，必须鼓励个人奋斗等相对主观，而又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予以改变的因素，必须在分配中对个人奋斗等给予特别的制度安排。战争与教育，就这样应运而生，走上了人类的历史大舞台。
为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份额，人们拿起了枪。人类上万年的文明史或者类文明史，都可以看作是源于分配的战争史。在这个不太大的蓝色星球上，战争一天也没有离开人类。战争中，武士们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攻城略地、建功立业，从而拥有了对其战利品的支配权，在资源分配的“食物链”上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武士有可能出生豪门，血统高贵，凭其出生其实就可以在社会层级中占有一个不错的位置；也有可能出生贫寒，长在草莽，如果不是获有战功，根本不可能在层级上超越父辈，晋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甚至是他的家族想都不敢想的高位，从而在根本上改写了他及其子孙的命运。战争对出生等先天因素的颠覆，对基于出生等先天因素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初次分配的再分配，不知激起了多少热血青年挑战命运、奋斗上位的热情和斗志。自古美人爱英雄的情感逻辑，更是令古往今来多少勇士，拜倒在战争的这种决定再分配的魔力之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出生即在高层级的，会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出生位于低层级的，就要不断奋斗争取提高层级。因为，层级的高低决定了获取资源的多寡。这是人的天性，也称之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武士可在战争中奋力一搏，重写历史；其他的人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提升各自在社会层级的位置。读书就成了成为武士之外，更多人的选择。从“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教育从它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入人间、走入人类社会，就从来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普及学问那么简单，更和什么“启迪”“点燃”“引发”之类新概念相去甚远。由于教育在影响和改变分配结果的过程中，比战争要来得平和许多、柔软许多、人性许多，受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小许多，各个社会层级的人们就更易接受。随着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厌恶战争，而喜好教育这种再分配机制。
社会系统遵循宇宙公律，越是上下层级能量交换频繁有序的系统，就越稳定越和谐。反之，上下层级固化，缺少流动和交换，就越不稳定越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制性的层级异动，爆发革命，发生层级间能量的恶性击穿。在规律目前，没有什么社会可以例外。古代科举制度在社会层级流动中不过起了很小的作用，但却以四两拨千斤的意义极大地延长了皇帝家天下的统治。
和平的国度、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将令奇迹的发生率归零。今天，想立军功憾无战场，一夜暴富难有可能，只有寒窗苦读，或能一举成名，“咸鱼翻身”。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体国民的心，教育的每一项改革都会在全社会引发持续的反响。教育不简单是行业工作、部门事务，它切实关系到整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整个社会层级间的正常流动和信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良性稳定与和谐。
近年，高考让一些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逃避高考的冲动悄然滋生。家庭条件较好，不参加国内高考，直接出国读高中、上大学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由于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在国外接受高中教育的“小留学生”，基本上难以回国服务。同时，一些农村学生因为难以考入理想大学而自动放弃高考，提前加入到外出打工的人潮。所以《人民日报》专文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农村学生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不能不说，最高决策层已经注意到教育的这一基本属性，开始从更本质的角度干预教育改革与发展，以期教育这个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的作用得以良性发挥。
第六个观点：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要从“以法育人”入手
供给侧改革，也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领域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句话，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不在原来的存量中打转转，跳出原有的条条框框，不受以往模式的羁绊，走新路、唱新曲、求新效。
改革与法治，在今日中国，已然是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并称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轮”，好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擎和灵魂。各行各业的改革，坚持以法治为目标、以法治为思维，“双轮驱动”，聚焦“供给侧”，关注“全链条”。以课改为先头部队的教育改革，当然也要这样。从教育教学全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入手，回答好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课堂这一首要问题，课改就是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步。
依法治国对教育有两个要求。一是依法治教，二是以法育人。这不同于其他部门和系统。其中最根本、最重大、最核心、最本质的任务是以法育人，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为具有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的合格公民，提升全民族的法治素质。这是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取得成功的基础性工程。
以法育人的“法”，既是给孩子们准备的“人生第一课”的课堂内容，也是在教育教学中一以贯之的教育思路和教学方法。首先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法治课。同时，要将法治精神融入校园和课堂，融入学校日常行为规则和教学要求，融入校风、学风、教风和教学理念、管理理念。可能这更为关键。让学校的每一幢房、每一面墙、每一个过道、每一间教室、每一棵树和草，尤其是每一堂课，都折射出现代法治精神的光辉。因为，素质往往产生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特别是培养我们民族气质中不常见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依靠传统课堂的教育恐怕完全无济于事。以法育人必须改革课堂教学。
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强调平等、推崇协商，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承认分歧、接受妥协，严格程序、讲求实证，敬畏规则、尊重秩序。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平等。“法”字从“水”，水平、水平，世界上最平等的事物就是水。当前，课改后的课堂就充分体现了“平等”这个法治精髓。
传统课堂是不平等的。师生之间不平等，老师高高在上，主导学习和学生，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安排；同学之间不平等，人生而有别，不同的禀赋学一样的东西，还要求一样、评价一样，结果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知识之间不平等，知识本无贵贱之分，但教育的功利将知识分成主课副课，划分为特别有用、一般有用、没什么用等；学习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平等，学习是单方向的灌输，知识一个方向流动，没有反馈和互动的平等，学习结果也得不到即时展示和评价。指望以等级和不平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课堂，培养出具有平等意识的法治公民，无疑缘木求鱼。不课改，无平等；不课改；无法治。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具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时代新人，只能从课改后的课堂里走出来。
依法治国的要义，无非“限权”和“放权”。限公权、放私权，这些都在课改的课堂找到了极好的模版。课改就是要限制以老师为代表的知识拥有者的公权利，保护学生按照自己喜欢和适应的掌握和运用知识的私权利。在课堂里营造一种平等氛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知识之间、学习过程和结果之间，形成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通、互有。
法治素质的培养，与课改思路一脉相承、相得益彰，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课改的天然使命。以法育人需要课堂有新理念新形态新模式，课改后的新教育，其终极目标就是以法育人。
全国各地，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课改模式，课改的理论也不尽相同，课堂的名称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是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给孩子们更适合的教育，一种有快乐的教育，有温度的教育，有人味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更符合人性、更贴近生活，为人们的幸福人生奠定一块重要的基石。因为改革，因为在法治精神指引的下改革，教育已经大踏步地向着这一正确的目标迈进。这是改革的魔力，更是法治的光辉。
同事们、朋友们，重庆是我的父母之乡，今天还是父亲节。作为一位父亲，在父辈祖先的土地上，在和大家一起思考、探究孩子教育的过程中度过父亲节，真是终身难忘、意义非凡。是的，每一位父母都是孩子最初的、最久的，希望也是最好的老师。让我们大家一道，背负父亲的责任，从父辈守望的土地，庄严出发，去赢得父亲的荣光！
来源：中国网
作者：奚婷
编辑：苏小莉 实习生 毛曦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