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休息，黄勇军、米莉夫妇和留守儿童及研学的孩子一起交流互动。

就着篝火，黄勇军和村民聊起了“一院三社”规划，经过一番长谈，大家都表示认同。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黄勇军、米莉夫妇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带领孩子们诵读《归去来兮辞》。均为石祯专摄影/石祯专

8月的长沙即使是晚上也酷热难当，300公里外的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海拔1300多米的归与书院前，燃起一堆篝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米莉夫妇，与几位村民围坐闲谈，有的村民穿两件衣服，穿短袖有些许凉意。

这是一个瑶汉民族杂居的高寒山区，神秘的花瑶民族在这里创造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呜哇山歌、花瑶挑花等。但因自然条件恶劣，当地的农作物十年九不收，十几年前，这里的村民都依然有靠救济和乞讨度过饥荒的现象。一些孩子上完初中后就会到城市打工谋出路。

归与书院是黄勇军、米莉夫妇主导在自家老宅基地上建起的一座白色四层楼房，请朋友免费设计，古色古香。今年3月开放“首秀”便举办了一场国际论坛，专家学者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加上暑假开展的乡村公益课堂，几天就吸引了130多名当地孩子报名，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前来授课，乡亲们更是大加赞赏。

其实，黄勇军夫妇想为家乡做的还有更多，这便是他们当晚跟村民们首次提到的“一院三社”（归与书院、乡村文明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乡村农业合作社）规划。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过程中，村民们一会儿沉默一会儿争论，激动中有着“收入来源如何保证”的顾虑。经过黄勇军的解释，散会前大家纷纷表态：“搞也搞得，一切跟着黄勇军干。”

有着儒学研究背景的黄勇军满怀憧憬地说，儒家常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40岁之前一直在学习修身；40岁之后，如果能够将“一院三社”落地，在乡村振兴这个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或许就可以达到“治国”的层面。

一座书院 寻找乡村缺失的灵魂，书院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8月的一天早上，在黄勇军、米莉夫妇的带领下，书院响起了琅琅读书声；上午10时，本地孩子与城里孩子一起采摘野花，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插花；晚上8时多，悦耳的电子钢琴声响起，大学生“哥哥姐姐”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在寂静的小山村，归与书院的热闹成为一股“清流”。

归与书院的名字一是出自《归去来兮辞》，另一出处是《论语》：“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书院的主人在这个假期里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时逢花瑶同胞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讨僚皈”，乡村公益课堂暂时放假，但书院随即迎来十多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的游学家庭。“接下来还有一个42人的教授团队和多个游学家庭要来。”

最初想建书院，黄勇军米莉夫妇还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从国外留学归来后，2015年两人进入株洲的耕食书院开始现实尝试，后因对方经营转向退出。直到今年3月建成归与书院，两人心中的梦才算生根发芽。

夫妇俩认为，同样搞乡建，从梁漱溟、晏阳初到费孝通，都是个人在提，而现在是国家层面提乡村振兴，如果没有这一时代机遇，书院都可能修不起来。

书院到底要建成什么样？这是不断被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夫妇俩在长期调研中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书院在中国有很多，但要么是会所、要么是博物馆、要么是培训机构，“我们办书院希望从根基上对社会有所影响”。因此，归与书院首先被明确要承载公益的乡村教育职能，然后是城乡文明碰撞相互学习的职能，包括对接内外部资源。“在农耕文明被打碎、城乡被割裂后，乡村的灵魂在哪里？我们尝试找，书院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乡村孩子急缺教育资源，城里孩子被过度教育。所以城里孩子要带着放肆玩，本地孩子需要好好教知识。”于是，归与书院开设了两大课堂体系：一是针对乡村孩子的公益课堂，一是针对城市孩子的研学课堂，前者免费，后者收费，用商业为公益造血。

从教育的功能来说，夫妇俩希望书院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历史的厚度传承，二是社会的广度传播，三是心灵的深度挖掘。“我们希望城里孩子回去会说，那个乡下很好玩，比方说水里有什么好玩的、山里小朋友跑得比我们快，而不是觉得乡下孩子一无是处。当然，乡下孩子也可以从城里孩子身上学到他不知道的现代化知识，达成良性互动。”

在两人的计划中，归与书院的教育重心会放在日常，等到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开学回校后，将考虑采用轮值山长模式，已在发动县镇的退休教师和退休干部来书院对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进行课程辅导和心灵陪伴。

一种模式 公益也需自我造血，“一院三社”助力乡村发展

几年前，黄勇军和米莉曾因研究广场舞在媒体上火了一把。相比职称评定和书斋学问，这对“学术伉俪”似乎更对真实广阔的社会充满探究欲望，并且两口子总是同进同出，“别人三年开车一万公里，我们一年开车三万公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小切口的方式观察大世界”。

两人从2004年起开始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带着学术团队几进大瑶山，共同研究花瑶文化，最终和学生们一起出版《瑶山上的中国》《国家、传统与性别》《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是一套比较系统全面的花瑶文化研究丛书。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两人调研期间，在旺溪村村民的带领下发现了瑶山唯一的瀑布——旺溪瀑布，并写报告给当时的县委书记，使得瀑布完好保留，目前已成热门景点。

“这就是社会广度，将所学知识用于社会改变社会，真正帮到了当地老百姓。”米莉激动地说，如果不去调研，就不会发现，各种力量都在奔着乡村振兴这个方向走，村民们对社会变革的认知远超两人的想象。随着来归与书院的人越来越多，部分年轻村民已跃跃欲试，开始找到黄勇军谈合作。

上述这些也成为两人回归家乡、开办书院的底气和信心。关于书院，二人想做的，又远不止是书院。他们希望以书院为核心，带动当地村民做乡村文明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乡村农业合作社，即“一院三社”。

夫妇俩坦言，书院在坚持公益的同时并不排除商业，毕竟公益要想持久也需自我造血功能。“一院三社”本身包含了商业逻辑，也叫“三创体系”，即农创、校创、社创，简化后就是“一村一社”：农产品、农村上行，城市人、社区下行，打通城乡人才物资的流通渠道。

目前该模式已在益阳南县试点，在长沙社区也做了五六场活动。目前，夫妇俩正在对接长沙的社区公益组织，尝试由他们来联通农村、社区公益组织来联通城市，书院作为其中的链接平台。

“村民都是不听只看的。”黄勇军这样认为。因此，“一村一社”在南县开展得如火如荼，他却从没跟本地村民说起。见有记者来采访，他觉得是时候与村民聊聊了。

当晚，黄勇军米莉夫妇在归与书院门口燃起了一堆篝火。受邀前来的有江边村10组组长黄永前和村民伍先海、11组组长奉锡米、12组组长奉锡伟。黄勇军希望说服他们做小范围的尝试，围绕着书院把合作社做起来。然而，大家一度看着篝火陷入沉默。奉锡伟最先说出担心，“没有上面支持搞不成气。”奉锡伟也说出了自己的考虑：一要政府部门支持重视，二要投资人来投资，有收入保障村民才会安心跟着干。

村民们以为“要干票大的”，黄勇军的想法是“先从小的干起”。“所有乡村振兴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黄勇军说，村里的采石场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关闭了，培植一个新的产业需要漫长的周期，在外面可以跟别人谈“速度”，但对乡亲们要“慢点”，不能犯错误。

一次对话 不负此间山水不负此方百姓，教育是根本路径

做书院应该找政府支持，这是不少朋友对黄勇军米莉夫妇的建议。黄勇军的回答是：先做出好样板，让政府觉得值得去推广。在书院建设运营过程中，隆回县给予了重视，并建议将书院打造成一个眼球经济、流量经济、文旅融合下的实体经济的结合点。

“我们会积极争取上级政策的支持，将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项目来包装。”小沙江镇镇长刘东益说，该镇是瑶汉杂居区和首批特色产业小镇（金银花），也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域，将在归与书院植入花瑶文化和金银花文化，讲好当地故事，打造成金银花博物馆。

刘东益也是重返家乡的知识分子一员，在长沙读大学，工作地点从省会城市到县到乡，与黄勇军一样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然而，作为当地的政府扶贫工作人员，他说自己是带着心酸来看今天乡村的美景，因为这种美意味着落后和贫穷，“这里十几年前村民遇到荒年都还有外出讨饭的习惯。”

“教育才是真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路径。归与书院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地标和载体，将成为乡村文明（移风易俗）的传习所。”出身贫寒的刘东益谈到归与书院不吝溢美之词。他认为，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先行者。接下来，他们会和黄勇军、米莉夫妇一起将书院打造成隆回乃至湖南的乡村振兴孵化器，让各种思想在这里发声、汇聚、碰撞、落地。

“钱再多，一日不过三餐；房再多，夜宿不过三尺。关键是需要一个做事的平台，组织给了这么一片好的山水让我去守、这么一方淳朴的百姓让我去照顾，我觉得应该不负此间山水不负此方百姓。”这位放弃40万元年薪不要、保险公司老总职位不做的“乡里伢”说，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无论如何不能当“逃兵”。

“在极度贫困的山区建立一座现代化的书院，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今年66岁的隆回县原副县长、在瑶汉两族村民中都颇有声望的夏亦中这样评价。这位退休副县长欣然接受黄勇军米莉夫妇的邀请，成为归与书院的名誉院长。夏亦中曾是2013年那场著名的“南北金银花之争”湖南金银花的捍卫者，当时遭到《中华药典》改名为“山银花”的隆回金银花一夜陷入“只能去喂猪”的境地，他却灵光一闪，顺势跟院士印遇龙结成“科研同盟”，研发和生产出以金银花为主的中草药、替代抗生素的动物饲料添加剂和生物活性饲料产品，带着产业重新走出困境。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重返乡村，去帮助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中担负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夏亦中说，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强大靠什么？肯定是知识、文化、科技。

“你如果不来到乡村，你会觉得社会是一个平面，是一个静态的东西，然而，当你深入到它那个海底，会发现暗流涌动，各种力量都在奔着一个方向走。”黄勇军、米莉惊喜地发现，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两个人的乡村重返之路，也是当下一群人的乡村重返之路。

对话

记者：书院开放半年来，你们在实践中有遇到新的问题吗？

黄勇军、米莉：挺多的，我们最初没有想那么细，大的方向包括承载什么功能，我们一直很坚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有很多细节要考虑。比如怎么跟当地村民打交道，第一次开国际论坛时，就有人说要在村里搞一个百香果基地，但村民从来没种过，不愿意承担风险，关心土地费用谁来承担、谁来管；又比如城市研学家庭跟乡村文明的碰撞，怎么去调整课程体系。所以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的麻烦，需要不断调整。如果做一件事一开始想得太细，就全是困难，就做不下去。

记者：你们都在高校工作，学校支持你们吗？

米莉：学校现在氛围比较宽松，鼓励老师出去创新创业，做一些新的课程研发。我自己做了一个创新创业课程《乡村书院与乡村振兴》，是全校性的公选课，包括现在来书院做暑假志愿者的学生，都是这个课程热情的参与者。学社会学不要仅仅坐在教室里听课，好多学生是因为我在课堂上讲过个案式的花瑶研究，比如花瑶民族的保树运动，他们觉得很震撼，就决定一定要来书院。

记者：听说你们为了做田野调查，把跑职称的事情耽误了？

黄勇军：放开视野来看，教授只是一个头衔，但你真的把一件事做成了，那是一辈子或者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可能我们一不小心切进了儒家主脉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实是多面手，他既要读书，也要传道，要从事实业，还要带领社会发展，是近现代以来，有些人把知识分子狭隘化了，变成了象牙塔里的群体。我们最近在思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做的切入口跟政府是不一样的，政府要讲究绩效，要考核，必须出结果。但我们可以做五年，做一辈子，我一直讲我是没有预期的。

记者手记

知识分子的“乡村爱情故事”

四年放弃职称不评，而是扎下身子回到乡村搞书院实验，意在用所学改变农村改变社会，黄勇军米莉夫妇忙着做“更有意思”的事情；从省城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放弃40万元年薪不要坚守在脱贫攻坚的岗位上，刘东益自嘲“自己混得越来越差”；从副县长的职位上退休后没有去过别人羡慕的悠闲生活，而是“自取烦恼”，夏亦中为挽救当地的金银花产业一天到晚奔波，如今还是……

这次的隆回县江边村之行，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反哺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听到了他们与乡村的浓烈的爱情故事。

他们爱的是什么？是一方淳朴可爱的百姓。在饭桌上，看到远方来的客人，穿着民族服饰的非遗传承人大姐主动站起来高歌一曲表示欢迎；见到记者，农家大哥伍先海自豪地介绍说自己会唱“呜哇山歌”，还没等发出邀请，有力的歌声已在宁静的乡村夜空唱响……这样单纯的性格连前来游学的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马媛媛都感叹：他们的内心一点都不无聊焦躁，这才是人类该有的健康生活方式。

“没有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怎么能走出去怎么能存在，这种回归是带着感情和感恩的回归，何况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这是这群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想。(谭琳静 徐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