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教育能做些什么？反思教育，我们又该补足什么？深入思考，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直抵教育的本质，完成教育的使命。

　　1.成年人教育也许比未成年人教育更紧迫

　　疫情拷问并检验的是国民素质。良好的教育，应该提升全体国民的文明素养。对人对事的文明言行、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遵守公共秩序与规则、互帮互助相互尊重的社会风气……所有这一切代表国民文明程度的素养，都来源于教育、巩固于生活。

　　因而，必须以正确的科学、历史与文明的观念祛除大众生活和意识中愚昧、无知。也因此，我们要相当重视构建完善的包括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学校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体系。这对于全面提升整体国民文明程度与素质，意义重大。

　　2.提升公共理性和国民素质教育

　　在疫情发展过程中，最应引起教育者重视的是国民公共理性的不足。公共理性是国民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的有机统一，其目标是公共善，这种理性能力的发展必须在教育过程中持续展开，并形成个人习惯与社会习惯，才能形成有效的规范。这也是教育的难点所在。

　　福尔格姆描绘了诸多已经在幼儿园学过和养成了的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与习惯，涉及公共理性的便包括：与人分享；公平游戏；不打人；不拿别人的东西；伤害了别人，要赔礼道歉……

　　但为何这些习惯在离开幼儿园后会逐渐丢失呢？原因在于：教育所生成的习惯是静态的，而日常生活则是动态的。这意味着在行为习惯初步养成之后，延续的教育过程必须以理性、情感与意志的能力去充实、巩固、提升这些习惯，使其展露出更高阶的形态，并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品性。只有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反复引导、强化，才能进一步巩固教育赋予人的良好行为，从而形成良好习惯。

　　那么，疫情中反映出的需要教育界加以重点发展的公共理性习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遵守社会规则的行为习惯。人是追求目的的动物，也是遵循规则的动物，社会规则是公共生活的前提。隔离防控中的某些规则如戴口罩，是新要求，日常卫生习惯再好的人一般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但大家为什么必须迅速遵守？因为受教育者具有对于规则的判断与鉴别能力——在防疫期间，“戴口罩”显然是合理、科学、有效的措施，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那么，由此而来，社会规则中比如交通秩序、垃圾分类、遵守公德等等社会性行为规则，也应当成为日常生活和日常教育的必需内容，以养成良好习惯。毕竟，不能让疫情、灾害一次次成为触发教育的原动力。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哪些社会规则是合理、科学、文明的，并在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坚持，使之成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文明习惯。

　　同情与尊重的习惯。当卫健委官宣“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时，我们也看到或耳闻在我们社会的一些角落，出现了非理性地恐惧与排斥武汉人的行为。丧失同情心与蔑视人类共同尊严感的社会，将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同理，之前不断出现的“不敢搀扶摔倒老人”的社会现象，也在强力地警告我们：一个没有温度与民间真情的社会，是可怕的，也是我们教育者必须直视而无法回避，并必须在每个学校、每个教育者、每次教育行为中给予纠正的。其实，伴随着幼儿成长的同情心，是宝贵的，我们教育者和全社会需要重建这样的宝贵习惯。

　　应急的行为习惯。这是最不像习惯的习惯，因为人不可能总经历各种特殊情况，在学校接受的如火灾、地震等各种应急训练在生活中也未必能得到实际应用。久而久之，所谓的应急成为了摆设、口号、标语。但是，这次疫情提醒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教育者：应急行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成为日常的坚持，并通过对各种问题的实际解决来训练师生包括社会大众的实际意识和能力。这些表现为人的综合素质的反应速度、知识结构、现场判断、应急创造性能力，来自于日常的培养，学校教育应该坚持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而培养这种能力就是育人。

　　理性爱国的行为习惯。在隔离防控疫情时期，那些隐瞒个人情况四处行走的人，连简单的“自我隔离”都做不到，何敢奢望他们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因为，虽然他们在上学时肯定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但在关键时刻，却将个体利益与好恶摆在公共利益之上，并没有考虑到可能给社区与社会带来的潜在风险。而在防疫关键时期，歧视外地人甚至仇外的言论，与真正的爱国相去甚远。事实上，对国家的认同与热爱有其朴素理性的一面，能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只要做有利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事，便体现着对国家的爱；学校更要引导鼓励年轻学生进而影响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理性的爱国之心。

　　3.教育培养良好习惯就是成功育人

　　疫情下的社会万象也迫使教育者去冷静思考：众多行为习惯的养成，哪些习惯更具有奠基性？更具有持续效应和生产能力？更有利于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我想，诚实而有坚持的教育者会做出以下选择：

　　运动的习惯。如今常把“德智体美劳”作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准，而立足于当前的学校教育的现实，笔者以为体育运动的习惯还需要全面展开和坚持。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将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两种：一为身体之能力，一为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智力、感情及意志。如果教育可以分为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心育）则又含智育、德育与美育的话，在逻辑上，体育先于后者。从人类学来看，人的内在生存能力较之于其他动物而言要弱，强大的外在生存能力，也就是根基于体能锻炼的诸多能力就成为人的重要依靠，运动习惯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从亲历经验来看，自SARS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个人自身的体质与免疫力是生命的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屏障。因而，学校教育一定要重视学生的运动习惯养成。要明确一点：重视体育运动，铸就强健体魄，是教育的奠基性任务。但遗憾的是，当前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普遍还没有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希望疫情过后，家校携手坚持体育运动教育，能从力量、速度、弹跳、灵敏、耐力等基本运动素养角度帮助孩子们养成运动的习惯，从而履行基本的教育责任。

　　坚持读书的习惯。隔离期间，幼儿园的小朋友对着窗户外的世界大声宣泄：“我想出去玩”——他们实在太无聊了！但对于能读书的孩子来讲，假若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怎么会没有事干？不是可以读书吗？那便是一种值得祝贺与庆幸的状态。即便在隔离状态下，只要孩子们能做到两件事：运动与阅读，那么，教育之火便在熊熊燃烧。此时，我们需要担心的可能是：家里有多少书可以供孩子读？希望这不是一个让家长难堪的问题。也许家长会说：没有问题，有大量的电子书呢！但我希望我们能引导学生走出伴随电子化阅读的“碎片化阅读”困境，我建议还是要在此后的教育中鼓励引导孩子们捧起纸质书来读，引导他们致力于在读书中构建知识与思考结合的结构化能力。当然，读书的目的，更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经国治世的家国情怀，成为良好教育熏陶的读书人、文化人，心系国家与民生。

　　自学的习惯。“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是教育中的基本关系。“学”分两种：其一为“干预的学”，即教育；其二为“自发的学”，即纯粹的学习。良好的“教育”则是让“干预的学”与“自发的学”统一于“自觉的学”。而此时的教育就实现了其最高追求——教育即自我教育。人工智能专家温斯特于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机器学习时曾把机器学习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等阶：根据被编制的程序而学习、根据指示而学习、根据观察样品而学习、根据发现而学习。机器学习一直在寻求迈向更高位阶的人类学习，最近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便在于实现了从“根据指示而学习”到“根据观察样品而学习”的进阶。

　　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教育界对于学习的引导，却似乎正好与当前的机器学习相反——学校教育并不太注重基于本能的发现、模仿学习，而过多强调“根据指示而学习”。

　　那么，抗疫期间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教育界有机会正本清源。叶圣陶先生曾指出：“假如在校时候常被引导向自学方向前进，学生有福了，他们一辈子得到无限的受用。”因为在真正的教育者看来，赋予学生受用终生的自学习惯与能力，便是好的教育。

　　尊重他人的习惯。“教育”一词，在西方的词源学分析中，其基本意思是“往外带领”，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将内在的东西带出；其二是将人引导到其自身之外。因而，教育不仅要引导出个体内在的德与善，也要将人带出其自身，面向共同的人类世界，并在与他人的相遇与交往中实现自我建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从人从二”的“仁”是异曲同工的。孔夫子“仁”的实质，在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孔子的基本观念（实质上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其他诸如自由、秩序、正义等问题均缘出于此）。它构成了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出发点：人己关系——“仁者，爱人”“爱人”的基本要求为“忠恕”：“忠”是对自我的要求，即自我的“真”“诚”；而“恕”指向的是他者，即对亲人的“孝”“悌”和对他人的“各正性命”。

　　因而，教育既要指向“自我”也要指向“他人”，并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成为仁者。面对疫情，恐慌、盲从等行为与心态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无知，更是同情心、尊严感、秩序感、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一系列良好行为习惯的缺失，也正是我们当前教育界要极力反思并力行补缺的所在。

　　面向学生的学校教育与面向大众的社会教育，共同培养国民大众良好的行为习惯，将获得社会、个人、教育的真正成功。（作者：蔡春，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