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文件，与教育有关的包括《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也关注了校外教育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将“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设为议题。

　　这是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今年两会首次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校外教育话题再次进入决策层的视野。自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启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以来，校外培训机构可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为什么如此关注校外培训问题？一是校外教育参与者众多，校外教育支出成为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重大负担。据调研报告显示，中小学培训行业的收费单价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在一二线城市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远超同期CPI指数，中国居民在课外培训项目上每年的总消费额度以15%以上的增长率增长。

　　同时，校外教育负担业已成为学生学业负担的重要来源，因超纲学习和超前抢跑而给学生带来愈来愈重的心理负担，损害了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校外培训有着很强的应试导向，家长着眼于应试、升学、取证、考级、获得各种有利的评价，而求助于校外培训，由此助推了应试教育，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既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也带给教师、家长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

　　校外培训存在的拔高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等超纲超前教学问题，使得不参加校外培训的孩子处于弱势地位，由此绑架了家长，也绑架了学校教育，对学校教育形成喧宾夺主之势，恶化教育生态，催生教育焦虑，拉大教育不公，更是到了不得不进行治理的地步。

　　教育的目的是为每个人的美好生活做准备，为社会输送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然而，过重的校外教育负担，挤压了孩子的学习成长空间，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无法适应未来科技革命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不管是着眼于当下校外培训乱象，还是着眼于人才培养的未来，关注中小学生校外负担都既紧迫又重要。

　　纵观中国教育减负史，可以溯源到1950年，当时国家领导人曾就学生健康问题致函教育部长，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进入21世纪后，减负问题更加焦灼。为了回应缩短中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社会民意诉求，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压缩，逐渐成了学校的常规操作。然而，这种通过缩短在校学习时间的减负，也逐渐衍生出其他问题。校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学生的相当一部分学业负担转移到了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刺激教育焦虑也是校外培训热的一个原因。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以及用单一的分数标准来评价学生，都是导致以应试为特色的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原因。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势在必行，而且必须常态化。今年2月以来，教育部等部门启动了史上力度最大的治理行动，据教育部通报，截至5月23日，已整改培训机构12251所，其中，整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机构2822所，整改无证无照机构5013所，整改有营业执照无办学许可证机构2963所。但是，虽然面临史上力度最大的治理行动，校外培训热并未真正降温。

　　此外，从国外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历程来看，如果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没有得到化解，当市场上证照不齐的培训机构被取缔，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从而导致校外培训服务的价格上升，加重家长的负担。同时，一些培训机构转入地下，安全问题更难以得到保障，参加校外培训的经济成本和安全成本都将上升。这些都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总而言之，让校外培训真正降温，不能一条腿走路，还需要加强学校教育，通过开展中小学校课后服务，化解“三点半难题”，解决好不再参加校外培训的中小学生去处问题；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科学布置作业，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从根本上缓解培训热。

　　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也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而是要让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更好满足家长和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教育需求。只有校内校外共同努力，再加上家长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孩子成长，才能破解“减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