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目前，国内多个城市开启“人才抢夺战”，这是各地适应高质量发展、重视人力资本、正视人口老龄化趋势、应对人口红利缩减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体现。透过“抢人大战”的硝烟，应该看到，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城乡、区域不平衡等问题，而人才作为生产要素，总是循着“往高处走”的规律。落后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无法拿出大城市那些诱人的条件，打不起“人才战”。想要获得人才、获得高素质劳动力，这些地方仍需得到强有力的关注、支援、帮扶。近日，本报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编 者

　　内蒙古农技人员翁达尔图、左明湖——

　　农技人才，期待挣得更多点

　　本报记者 吴 勇

　　5月中旬，翁达尔图正忙着为牧民家的牲畜接种疫苗。他这次下乡要为50户牧民的4000多只白绒山羊和2000多峰骆驼打疫苗。由于牧户居住较分散，至少也要忙活一周。“虽然忙，可每当打完疫苗看到牧民们踏实的表情，就感觉再累也值得。”翁达尔图说。

　　2008年，学习兽医专业的翁达尔图毕业回到家乡，成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马鬃山苏木唯一的防疫员，同时兼任养殖技术指导员。他指导的示范户牲畜成活率高、疫病少，牧民家庭收入一年高过一年。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编制的翁达尔图工资不高，收入低是他工作10年来最大的实际困难。

　　刚参加工作时，翁达尔图的月工资不足1000元，到2017年也只有1800元。2017年6月，苏木将翁达尔图聘为草原管护员。既当兽医又管草原，每个月的收入涨到3000元。虽比过去提高了不少，但仍然无法满足生活的全部支出。“挣得少又没有公积金，没办法贷款买房子。我30岁了，还寄宿在哥哥家，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啊。”他对记者说。

　　翁达尔图每年至少能去外地参加两次农牧业部门组织的业务学习，同时还在进修更高的学历。他告诉记者：“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成为苏木的正式工作人员，或者实现同工同酬。生活有保障，就能把更多精力用在牲畜、草场上。”

　　眼下，“找个儿媳妇”是翁达尔图父母最着急的事。由于马鬃山苏木自然条件恶劣、工作条件艰苦，近两年刚通了柏油路，很多年轻人刚来到这里就萌生去意。“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太偏远和待遇低，哪家姑娘愿意来这里啊！”翁达尔图苦笑。

　　最近，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农田里的玉米和红干椒长势喜人。50岁的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左明湖在农技推广岗位已经干了近30年。经她研发出的十几项新技术在广袤大地上开花结果，特别是当地重点推广的绿色食品红干椒生产技术、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综合配套技术得到了农民认可，并创造了实实在在的利润。

　　“但我仍然觉得，目前良种良方的推广力度远远不够。”左明湖分析，“以往我们推广良种良方的办法是直接培训农民，这和现在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不相适应了。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工作，一方面农民接受的范围小、效果差，另一方面真正能下乡的农技推广人才数量不足。”

　　她担忧的是，农技人员辛辛苦苦研制的良种良方，因为推广力度不足而白白废弃。她介绍，一代良种从研制到最终试验成功要经过许多“沟沟坎坎”，一旦得不到较好的推广，良种在35年周期内会产生退化，不能再用。“这是让我们农技人员最心痛的！”

　　左明湖说，开鲁县的农技推广人才断档问题严重，30—50岁之间能够沉在基层搞专业的人才更是匮乏。主要原因还是基层农技人员的待遇和工作条件较差。“风吹日晒雨淋是常态。下乡几天回不了家，也没有津补贴。这样一来，愿意下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到田间地头安心干活的更是会减少，多半留不住。”她说。

　　点 评

　　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向基层回流，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基层人才的待遇，让基层工作岗位本身具有吸引力。在推动实现同工同酬的同时，要尽快激活农牧业科技服务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收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牧业提质增效需要高度重视科技的力量。目前，农牧业科技成果的研发者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实惠，例如农作物新品种、新型疫苗等一旦得到推广，它的研发者就可以获得利益分配。科技服务也同科技成果类似，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也需要责任意识和辛苦付出，获得相应的报酬理所应当。

　　基层农牧业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是过程性服务，比如农作物田间管理、牲畜疫病防控等，这种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很多农村地区条件艰苦，要想让他们长期在一线踏实工作，必须提高待遇。而目前我们的基层农技人员挣的是“死工资”，没有绩效工资作为收入加成，甚至没有下乡出差的津补贴，这不利于保证基层农牧业技术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翟 琇

　　山东省淄博市饮马村村医闫先俊——

　　驻村医生，“门槛”设定应务实

　　本报记者 王 沛

　　61岁的闫先俊清晰地记得1975年回村当村医时的场景：“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起来请，那个年代乡村医生很光荣的。现在不行喽，年轻人都不爱干。”

　　闫先俊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饮马村人，高中毕业后教过书。“1978年我被选派到博山区医院进修一年，达到了中级西医医学水平，现在还留着证书呢。”进修结束后，村大队生怕闫先俊一去不返，组团去请他回村。从此，闫先俊这个村医一干就是40多年。

　　在村卫生室，他按照村医传统的“传帮带”方式，先后培养过四五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没想到，一个也没留住，先后都转行了。

　　闫先俊叹了口气：“这岗位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了！现存的乡村医生，五六十岁的居多，有的70多岁还坚守在岗位上。整个博山区30岁以下的村医就一个。”他告诉记者，自己2011年已经退休，乡村医生的退休生活补贴每个月只有720元，没有五险一金，医疗保险都是自己全额缴纳。2012年开始，乡村医生有了财政补贴，闫先俊的状况有所改观。现在财政拨款包括公共卫生经费和基本药物零差额补贴，按人头划拨。饮马村是近郊村，有2600多人，卫生室有5人，每年公共卫生经费5万元左右，基本药物补贴为2万元左右，属于劳务报酬，计人头算报酬，以自主经营为主。

　　闫先俊说，目前乡村医生的选用标准，须是脱产全日制专科学历以上，或者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这个证还得是大中专医学毕业生，门槛有些高，现在这个待遇，专业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来，以后谁来接班真是个问题。”

　　2016年，闫先俊接诊了一位60多岁的病人，胸闷胸疼，但血压正常，做心电图显示异常。他赶紧让病人家属转诊送市里的医院，“发现是心梗前兆，挽救了一条性命。”

　　40多年来，闫先俊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乡亲们的小病小灾能及时处理，大病及时发现、转诊，不耽误病情。“现在交通便利，村民有了大病直接就到大医院诊治，村卫生室更多承担的是查体、随访等公共卫生服务，村医掌握一些基本医学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胜任。”

　　孙欣是博山区中医院的一名医生，是淄博市选派到汪溪村卫生室的“第一村医”，该村卫生室有两名村医，均为残疾人，孙欣帮助村卫生室规范化改造，更重要的是将技术留在村里。

　　他认为，乡村医生应该对村民病情做出初判，需要具备全科医生的能力，但也仅限于判断和基础治疗。“从职业发展规律来说，上级医院比下级医院有更多优势，因此村卫生室在职业发展空间上，对年轻医生的吸引力就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乡村医生要服务整个村子，有的村一两千人，工作量还不小。”孙欣认为，对驻村医生职业“门槛”的设定，应该更加科学、务实。

　　“其实，遇到更复杂、专业的问题，村医也不是在单打独斗，他们还有强大的技术‘后援’。”博山区卫生局局长岳玲说，除了派驻“第一村医”，区里还组成50个技术后援小分队，优先对口帮扶100个条件差一些的村，定期入村诊疗，免费给村医提供学习、咨询、指导等帮助，村医也可以随时免费到结对的区级医院学习，提高诊疗水平。

　　点 评

　　希望切实提高乡村医生待遇，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险机制，解决以往“待遇低、无保障”问题；同时必须加强对乡村医生的诊疗技术培养，提高医疗水平，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将取得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并入乡镇卫生院管理，打开其职业生涯上升通道。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卢 林

　　目前乡村医生面临两方面的发展难题：一是待遇过低。目前的财政拨款按照村医服务人口下拨。但在偏远的山区村，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居民多是老弱病残，他们更需要村医来解决小病小灾，可人少就意味着村医的生计都难以为继。二是缺乏职业上升空间。同样的毕业生，在村卫生室与在上级医院工作，几年之后，职业能力会相差非常大，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也无法完全脱产，这些问题都应尽早解决。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慈善医院院长 何晋杰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中心学校校长朱龙照——

　　乡村教师，盼着眼界更开阔

　　本报记者 徐元锋

　　眼前是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沿着逼仄的楼梯，记者来到顶楼。朱龙照的办公室陈设简朴、干净。

　　大海乡，是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乡。会泽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大海乡一直是乌蒙山苦寒之地，仅能种些苦荞和洋芋，连山羊都受不了这高海拔和低气温，山上只有绵羊。这里的人巴不得把闺女嫁出去、孩子走出大山。

　　朱龙照是上世纪80年代师范生，毕业后直接到大海乡的村里当老师。扎根山乡教育37年，朱龙照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云南省教育厅授予“勤工俭学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现任大海乡中心学校校长。在他的管理下，中心校连续12年被县教育局综合考评为一等奖。

　　朱龙照向记者细数如今的好政策。一是小学教师可以评“副教授”了，去年和他一起获评副高职称的，全大海乡有10人，今年预计又有30多人。二是工资涨了，目前每个月打到卡里的工资有8400多元，这个收入在山乡不算低。三是乡村小学的老师离家远的一般有宿舍，每年都有一周培训，假期里还有继续教育的培训。

　　朱龙照告诉记者，“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在会泽基本实现，老师的办公条件好多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的学校在破庙里上课。现如今，学校基本都是楼房，还有开垦出来的勤工俭学基地，学生可以在里面打工。”他说。

　　朱龙照坦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和政策已经很好，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对基层而言，一个县一个乡的“土政策”“小环境”对老师的影响更直接。大海乡乡政府每年挤出10万元办公经费，教师节奖励教师，钱虽然不多，效果却很好。“基层留住人不仅靠福利待遇，更重要的是得让老师有荣誉感，感觉到实实在在被尊重。”朱龙照说。

　　基层艰苦地区教育人才还有哪些苦恼？朱龙照说：“想离开的，尽量帮他们离开。留下的，都是倾情投入的。”他分析留不住人的原因，一是尽管办学条件改善，但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比起来差别还不小，住宿、伙食、取暖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校舍条件远远赶不上发达地区。二是艰苦地区教师尤其是年轻老师，面临的诱惑和压力大，同学、亲友之间都会有比较，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特别是由于自己‘进山下乡’，要么家人得跟着来，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要么两地分居，自己缺席孩子的成长教育，心里不踏实。”三是最近几年基层教师到市外、省外的培训机会很少，朱龙照说：“让老师们到发达地区开开眼界很有必要，许多老师给孩子讲天安门，可自己还没去过呢。”

　　点 评

　　“想离开的，尽量帮他们离开”，朱龙照老师对留住乡土教育人才的认识深刻、接地气，引人思考。我们既要想办法把优秀人才留到基层，也要尊重人才培养规律，把实现基层人才的良性流动当做制度设计的“着力点”。

　　要吸引人才留在基层、留在艰苦地区，就要把政策和待遇向他们倾斜。国家改革职称制度，幼儿园、小学老师都可以评副高，广受点赞，是因为抓住了基层教育人才的“痛点”，打破了他们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除了国家宏观政策，一个县乃至一个乡的“土政策”，有时候更能瞄准基层的“痛点”，因地制宜更能体现“靶向”效果。虽然艰苦地区和基层财力有限，但留住人才不只是靠待遇，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物质不足精神上补”，也有助于老师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另外，贫困地区有必要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等条件，输送教师外出培训或者跟班一起工作，既能提高其自身素质，又有利于扶智和扶志。

　　——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张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