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4年暑假，刚放假，我便被抽调参加湖南省高考阅卷工作。我们住在湖南财经学院（现在的湖南大学北院），那时，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都是自带床上用品，住学生宿舍。唯一不同于学生的，是我们4人一间房，每间房里装了一台吊扇，还有一个热水瓶。吃饭也是在学生食堂，洗澡在学生浴场。我因为当时在邵阳师专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任教，所以，高考阅卷自然分在了文科类语文阅评组，并被指定为第三小组组长。

阅卷报到的第一天，就是集中培训，讲评分规则，讲评卷纪律。那时也没什么通信工具，阅评组只有一台公用电话，24小时都有人监守，除非你有什么急事非得打电话，不然谁也不会去那里讨个没趣（守电话机的人像审犯人一样问这问那）。那时候，我们白天阅卷，晚上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统一在学校操坪里看电影。

语文阅评组的大组长是湘潭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古典文学教授羊春秋先生，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宽厚，原则性强，令人敬慕。阅卷中，那些常识题、简答题、选择题和古文翻译题都好办，都有标准答案，两个老师相互一核对就行了。唯有作文是语文阅卷中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难就难在对标准的掌握上，多一分或少一分都有可能直接影响考生是否录取。所以，为尽量保证公平公正，阅评组先挑选出几篇作文，几位小组长讨论后，将它们分别列为“A”（80~90分）“B”（70~79分）“C”（60~69分）“D”（59分以下）4类的示范标准，供阅卷老师参考。此外，作文阅评，采取3人交叉阅评给分方式，即每篇作文要经过3个老师审阅，每个阅评老师把自己的阅评分填在记分空格里，然后，小组长综合大家的给分，一般在分歧不大的情况下，就直接给出具体分数（这就是考生作文的第一次具体分数），接着，再报语文大组审阅后就是确定分数（一般很少改变第一次的给分）。而对某些给分差异较大的作文，比如：甲老师给A，乙老师给C，丙老师给D这样的“差异卷”，小组长就很慎重了，把它们统一放在一块，再一起交大组组长，请他定夺。一般情况下，大组长与小组长协商一下就会给出具体分数，但也有争议较大的作文，这就要大组长召集全体小组长开会进行讨论。当年，就有七八篇作文提交全体讨论，其中有一篇作文争论最大，它是由我们小组提交的，这篇作文全部用文言文写作，我当时认为该文文字精练，很有文采，逻辑性强，观点独特，主张给90分。但有几个小组长强烈反对，认为中学不提倡用文言文写作，再则，这篇作文的观点有些偏颇，不符合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而另外也有几个小组长全力支持我的观点，认为高考就是选拔那些独特人才。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打椅。就在大家争执难下时，羊春秋先生终于开口表态，他说自己仔细阅读了该文多遍，每读一次就赞叹不已，他认为该学生的古文功底堪称罕见，已达到报考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水平，在词句上很难挑出毛病；其次，该文观点十分新颖独到，有创造性，不落俗套，作者是个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一锤定音：90分！沉默些许后，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头脑中很快闪过一个成语：伯乐相马。不是吗？！羊春秋先生和我们这些阅卷人就好像是“伯乐”，要在成千上万的高考学子中挑选一匹匹“千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