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访谈 | 湘大:青春最珍贵的馈赠

2024-09-12 11:53:19 红网
作者:唐佳莉 编辑:陈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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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湘潭大学复校50周年。湘潭大学学生记者对孟泽教授进行了一场专访对话。孟泽之于湘大,最广为流传的就是他关于湘大的那段”名言”: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在原野上长出来的花果林木,总是让人感觉到健旺丰沛的草莽气息和生命力,感觉到自由和生猛,当她逐渐成长起一份精致和文雅、严密和理性时,她就不止属于湖南乃至中国了。这是湘大40周年校庆时,学生访谈孟泽时的一段话。复校50周年,言及湘大,孟泽眼里的母校、治学、青春,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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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近照。

“我的很多习惯可能跟羊春秋先生有关”

问:在“旋梯书苑”采访那次,您说小时候父亲经常在您面前念叨曾国藩的家训“早扫考宝”“耕读为本”,念叨刘蓉的教子格言“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您觉得这些启蒙对您有何影响?

答:小时候家父经常跟我念叨的这几句话,是吾乡大人物当年自己成才的经验和智慧总结,我当时虽然不是特别懂得其中深奥的大道理,但至少知道,成人不易,持家不易,服务国家更不易,需要全身心投入,需要有规矩,需要勤快,还需要有下手处。三岁看老,一个人必须自律,必须发奋有为,必须从眼前的小事做起,任何成就都是从细微处积累出来的,如果不顾眼前的事情与是非,如果不用足够的心智和情感处理安排好身边的琐碎,如果不够努力,所谓远大抱负只能是空话。父亲这样的教导,让我从此“谨小慎微”,不敢马虎,不敢任性放纵,做人做事因此都还算踏实吧。

问:羊春秋教授对您有哪些影响?

答:我从1983年开始读研,跟随羊春秋先生学古典文学。当时不觉得他怎么影响了我,但现在逐渐明白,我的很多习惯可能跟羊先生有关。譬如,我写文章,比较在意辞藻,在意行文的气脉,讲究节奏,文字有骈偶倾向,现在回头看,羊先生作文就是这样的。其实,当年我能够投入羊先生门下,就跟文章有关。那一年考研,我的初试成绩排名第三,第一二名是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留校的李克和、谢成梁,他们是中文系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所以被留校任教,他们的成绩好到我望尘莫及。羊先生那一年原准备招两个研究生,那就是他们两个咯,但是羊先生看到排第三名的我年龄这么小,复试的时候就把我捎上了。复试是写一篇文章,题目我记得好像是“希望”什么的,我就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希望”放肆倾诉了一番。复试结果是羊先生招三名研究生,我在其中。系里当时的总支书记马国兴日后看到我就说,你知道羊先生怎么看上你的吗?就是那篇作文,羊先生看上的就是你那篇作文。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样。

羊先生带学生很宽松宽容,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放羊”,让羊自己吃草,所以我读书就读得五花八门,以至于后来读博士读了文艺学专业,博士论文居然是《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教书的岗位先是古典文学,后来又“流落”到了外语系的比较文学专业。最关心的其实是中国诗学的整体主义特征,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是诸子时代的中国精神。因为羊先生的示范,也因为自己自由散漫,我带学生也喜欢“放任自流”,不作限制,只要学生把学位论文写得足够好就可以,就满心欢喜,如获至宝。

问:如何理解羊春秋的治学格言“体国经野”“济世安民”,您认为这种思想对当下有何意义?

答:羊先生是从著名的“国师”(抗战时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的,读书时正赶上抗战,所以“体国经野”“济世安民”的抱负,对于他来说,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何况中国文化原本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感染中国文化的人,很难不关心天下家国。羊先生当年治学的情怀和抱负,也是当下真正有理想的中国学术从业者难以割舍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应该割舍的。

“我的研究对象大体上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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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大草坪上的孟泽,放松的姿态。

问:您在学术上对自己的定位和期许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去实现的?

答:所谓学术上的自我定位和期许,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是随着自己的学术足迹一步步走出来的。从做博士论文开始,我就多少意识到,自己从事学术思考的敏感和聚焦所在,是中国诗学的古代与现代样本,是中国知识者的近代转型,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来源和出处,是中国文化及其精神气质所可能拥有的未来。因为这种敏感和聚焦,让我对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人文个案,充满好奇,也很有耐心,我愿意去琢磨他们。顺便说一句,我只对与人有关的学术有兴趣,对于人以外,与人无关的风景完全无感。

问:从中国狂士,到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再到郭嵩焘与独立苍茫的湖湘精英,您一直在研究人,您能总结一下这些研究之间的关联和共同点(或者说您学术研究的偏好点)

答:他们大体上都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异端”,但他们又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典范。还真像南美作家博尔赫斯说的,一个民族最杰出的代表,常常是那种最不像本民族性格和面貌的人。我的关怀对象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成全者,是“叛徒”,也是“烈士”。

问:您研究了郭嵩焘这么多年,您认为他身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答:固执,一往无前,不计毁誉,还有清澈的认知,认真的性情,博大的同情心,理想主义。

问:2007年时,你去郭嵩焘老家湘阴,拍不到合适的外景。2018年后,湘阴有了郭嵩焘纪念馆、郭嵩焘广场、雕像,承认他是“中国外交先驱”“第一个清醒看世界的中国人”,您应该也做了一些推动性工作吧,请具体谈谈。

答:这我就不好自我表扬了,但肯定有我的一份贡献吧。他真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伟大的先行者,我把他定位为一个给中国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但这种人很容易与身边的时代和社会产生冲突,很容易被人怀疑甚至敌视。我除了出版过两本关于郭嵩焘的书之外,还在电视台录制过关于郭嵩焘的长篇讲座,录过很多别的视频,在《光明日报》的“光明讲坛”以及很多地方很多场合作过关于郭嵩焘的演讲。

问:您认为纪念馆、郭嵩焘广场、雕像有哪些意义?

答:这是最重要的乡土文化教育的场域,它们会告诉后来人,一个时代的先知,往往是逆行者。我们需要学会尊重这样的逆行者,只有对逆行者的包容与尊重,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出自我颠覆的可怕循环。

“我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让我心动的”

问:如何看待您这种“越出体制外”的研究,论文不一定C刊,基本不报项目等。可复制性强吗?请具体谈谈。

答:我的学术研究确实有点“体制外”的意思,因为我不申请项目,不申报奖项,也不看重所谓C刊,所做的题目和研究对象也是我自己一意孤行决定的。成果嘛,也从不作王婆卖瓜式的自我推广,自我表彰。这样的做法,在体制内的评价标准面前,会有点狼狈。但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害怕被别人表扬,有点害羞,所以乐得自在,只要能够自我欣赏、自鸣得意就行,只要有自己看重的人叫声好就行。我这样的做法当然不能复制,因为我出道早,学术的体制化程度还比较低,所以就这样任性地过来了。自然,如果你有足够的大智大勇,也未必不可以像我这样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问:从羊春秋到郭嵩焘,他们仿佛都带着理想主义色彩,您被他们吸引且受其影响,您认为您也是理想主义者吗?

答:当然会有一点理想主义,物以类聚嘛。任何研究对象的选择,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个性与精神的投射,对于我来说尤其如此。我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让我心动的,研究湖湘文化的重要学者郑佳明老师就很奇怪,他说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按理说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但孟泽的研究却总是深情满怀,可是又不能不说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很出色很到位,这是为什么。另外,以我个人的理解,一个人文学者,需要有一点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人间情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于生命的普遍悲悯。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我绝不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好学者。

“教授一句话让学生直接读研,好学生是好学校成全的”

问:谈谈您与学生之间的故事,您是如何去教育学生的?您印象中深刻的几位学生,您和他们之间的故事?

答:我教学生谈不上有什么方法,基本上是任其自然,最高的目标是让他“是其所是”,成为他最愿意和最可能成为的那个人。我自己最好的学生就是那种最终和我成为了朋友的学生,可以像父子,也可以像哥们一样相处。我印象深刻的学生很多,其中有一个在湘大带的研究生让我很舒服。他叫黄惊涛,曾经在《南方周末》工作多年,现在是很好的小说家,很好的传媒人,得过“人民文学奖”。他在湘大读本科时,我们认识了,他表达了想跟我读研的愿望。我知道,他是个完全不在乎考试的人,也不会去琢磨怎么考试,更不会去为考试作准备。湘大当时是潘长良校长主政,我跟当时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王键教授说了这件事,我说想招他读研,但他肯定不能考,平时成绩也不行,只是大二时发表过一篇散文,和余光中老先生他们得了同一个奖——韩愈杯散文竞赛三等奖。王校长盯着我的眼睛说,你确定?我说确定。王校长说,是你说的,那他就跟你读研,不要考,直接读。这样的事情放在现在的大学,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但是当时的湘大就是这样,凭一个教授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学生直接读研。好学生是好学校成全的。

还有一个本科生,我的印象也很深。他是凤凰人,他来湘大读书,是来做沈从文的,结果他感觉很失望,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大学。他要退学,我说,退吧。过了一年,他又复学了。可是,没有多久,他又要退学。我说,那就退吧,他真的又退了。两年后,他再次找到我,说还是想回学校来。我说,你写一个自传吧,把你退学后这几年的行思写出来,写得好,我就去帮你争取,写得不好,不能感动我,就拉倒。他真写了,我看了,觉得孺子可教,就直接把他写的自传交给了当时的教务处长,请他让这个学生复学。教务处长问我,你答应了?我说,我答应了。教务处长说,你答应了,那就让他复学。这个学生现在是一个农场主,一个做自媒体的老媒体人。我的教书经验是:学生要老师成全,其实,老师也要学生成全。

“羊牯塘大学城”生猛而自由的气质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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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湘大老系主任刘庆云在长沙合影。

问:1998年,您在采访中提出的“原野上的湘大”广为流传,它代表着湘大复校以来筚路蓝缕进行创业的精神面貌,您认为如今的湘大气质是什么样的,是否有所变化,您有何新的理解?

答:湘大已经远不是我当年说“原野上的湘大”时那样的规模了,羊牯塘已经是一座大学城。但是,我感觉他生猛而自由的气质并未改变,这是从他的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刻苦、自觉、倔强、不服输。所谓大学,其实就是给年轻人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有好老师、好家长引领,辅助他们达到他们的理想之地,而不是别的。大学是产生思想、输出思想,形成价值观、建构价值观的地方,大学必须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立性,包括空间上的独立。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湘大地处偏僻是他的劣势,而是他的优势。市井和市井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终究会拥有的,而独立的冥想思考之地,却是青春最珍贵的馈赠,湘大就给予了这样的馈赠。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不多。

问:如果邀您送一句话给现在和未来的湘大学子,您想说什么?

答:勇敢做自己!但是骨子里懂得“民胞物与”“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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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著作《独醒之累》。

孟泽简介:

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广陵散——中国狂士传》《君自故乡来》《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等,曾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

(作者系湘潭大学学生记者唐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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